在今年3月，当45岁的雄性北白犀“苏丹”被照顾它的饲养员轻轻放下时，标志着大草原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亚种的灭绝。虽然它还留下了两只雌性后代，但是除非出现奇迹般成功的体外受精，否则它们的彻底消失将只是时间问题。
不难想象，有人会为可爱的北白犀的灭绝而哀悼，它们会出现在图画书、纪录片和玩具收藏品中。但是，对于那些我们不太喜欢甚至完全注意不到的物种——例如某种不起眼的青蛙、令人厌烦的甲虫、或外表令人不适的真菌，我们也会为它们的消失而感到悲伤吗？毕竟从另一个角度看，物种灭绝对于自然界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有人甚至还将这些灭绝称为“进化的引擎”。因此，灭绝对我们有意义吗？
首先，我们有很多针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实际论据。从个体基因到物种，变异使得生态系统在面对变化时表现出适应力。反过来，生态系统使地球保持稳定，并为人类福祉提供至关重要的帮助：森林和湿地能防止污染物进入我们的供水系统，红树林能通过减少风暴潮从而提供海岸防御，而城市地区中的绿色区域也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精神疾病的发生率。但是，持续丧失的生物多样性将会进一步地破坏这些来自大自然的庇护。
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人类对资源的开采以及对景观的改造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将具有极大的危害。地球从未同时经历过这样的干扰。而如果我们假定人类既能继续这样破坏地球环境，又能同时维护70多亿人类在地球的生存，则是一个相当大的赌博。
尽管对地球自然资源进行无节制的掠夺会引起很多人的担忧，但值得指一提的是，物种灭绝本身就是一个自然问题。一些受损的环境可以好转、被破坏的生态系统可以复原，因此灭绝并不是一件不可逆转的最终结局。
不均衡的丧失从对濒临灭绝的物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通过观察这些物种的特征，我们能预测一个物种灭绝的可能性。例如，体型较大的动物就比体型较小的动物更容易灭绝，这种逻辑对于处在食物链顶端的物种也是如此。
对于植物而言，在附生植物上生长（生长于另一种植物上但并不作为寄生虫）会使它们处于更大的灭绝风险之中。这意味着灭绝并不是随机的发生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而是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表现出相似功能的相似物种。而生态系统需要依赖特定的生物群体以发挥特定的功能——例如授粉或播种，因此如果丧失的是具有这类功能的群体，那么可能造成的破坏将会十分巨大。
想象一下，如果出现了一种只会导致医护人员死亡的疾病，那么它对社会的破坏性将远远大于一种会随机造成相似人数死亡的疾病。这种非随机的模式延伸成了进化的“生命之树”。一些密切相关的物种群会被限制在相同的受威胁的地方（例如马达加斯加的狐猴）或具有同样脆弱的特征（例如食肉动物），这意味着进化树可能失去的是整个分枝，而不是一些分散的叶子。还有一些像指猴以及喙头蜥这样近亲很少的物种，也具有比较高的灭绝风险。
它们的消失将会不成比例地影响进化树的形状，更不用说会抹去与它们有关的怪异而又美妙的自然历史故事。
而认为我们不应该担心物种灭绝的最常见论点主张的是，灭绝是一个“自然过程”。对于这种论调我认为，死亡也同样是一种自然过程，但我们并没有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过程就温顺地屈服于它。其次，根据化石记录显示，目前的灭绝水平约为自然背景下的1000倍。
栖息地的丧失、狩猎、气候变化以及入侵物种和疾病的出现，都严重地加剧了灭绝的速度。这种情况对两栖动物尤为明显，它们似乎对环境特别敏感，据估计它们的灭绝率是其自然状况下的45000倍。而且其中大多数灭绝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因此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正在失去的物种有哪些。
不可估量的代价那么，这个世界少了几种类型的青蛙真的很关键吗？假设一种小小的棕色非洲青蛙由于有毒废弃物污染了它的溪流而惨遭灭绝。
这种青蛙从来没有被系统科学的研究过，所以没有人知道它的消失会意味着什么。撇开那些由持续性的大规模灭绝事件导致的灾难级生态系统崩溃，衡量这种青蛙的内在价值则更取决于不同的看法。你可以认为它们进化了数百万年以适应现在这一特定的生态，因此对我们来说，失去了这种完美平衡也使世界的完美度变得小了一点。
但是，当你不必与生物多样性在一起生活时，就很容易进行道德说教。让一个人对自然发出惊叹的或许可以让另一个人备受折磨，例如一只猩猩袭击了一名可怜农民的庄稼，一只豹子抢走了一个辛苦牧羊人的牲畜。病原体也是生物物种丰富的一部分，但我们有多少人会为消灭天花而哀悼？
所以，我们对灭绝的抵触程度应该延伸到什么地步？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好在它与所有好的哲学难题一样——它属于每个人，它是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校园、咖啡馆、酒吧和广场进行辩论的难题。或许我们对于物种灭绝会有各自的看法，但灭绝的确正在扩大它的影响范围，而我们需要做的是达成某种一致的共识并采取紧急的行动，才有可能对这种局势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