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盛夏，校园里花团锦簇，又将有60万莘莘学子收到硕士或博士录取通知书。今天的研究生大都是90后，而很多导师则是90年代的研究生。影帝姜文曾说他演不好90年代，一拍到90年代，拍哪哪不对，感觉不对。这话说得不无道理，9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大变局，“211工程”、“985工程”、“中国工程院”、“长江学者”、“Windows”、“Email”、“大学扩招”等和大学有关的事都始于90年代。
如果说大学是梦开始的地方，研究生则是梦中的苦行僧。追忆90年代的“考研”和“拼博”岁月，致敬青春！
全国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从1990年的3万人增长到1999年的9万人，其中博士生约占25%。90年代，整整十年，一共招收了52.3万名研究生，甚至少于2018年一年的招生规模。竞争也更激烈，当年全国硕士的报录比约为5:1，也高于现在的4:1。
记得那是1991年3月末，考研成绩出来了。
我当时正读大三，同学之间有意无意地议论着上届同学的录取情况。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我萌生了考研的念头。90年代，有些同学家境不好，需要尽早工作挣钱，减轻家庭负担，没有选择考研。另外，当时大学毕业还是“包分配“，人都有惰性，没有压力，也就没有了动力。最终应届生中选择考研的同学不到5%，最终能考上的也就1%，堪称异类。当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在享受着大学最后一年的幸福时光时，另类的“考研党“开始废寝忘食。
日子很艰苦，大家互勉互励、抱团取暖。当年为了自我激励，在半年多的复习时间里，我甚至没有刮过胡子，没有剪过头，弄得自己像个逃犯。现在的考研时间很人性化，通常放在12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以人为本，不影响寒假和春节。90年代的考研时间通常安排在1月末，也就是放寒假以后。不知何故，1992年的考研时间居然安排到了2月15日-16日（农历正月初八和初九），我们连春节也要在焦灼中度过。
考场设在长春城区的一所中学里，具体位置已经记不清楚。因为学校距离考点20多公里，学校派了早班车送考生去考场。大家早上六点起床，赶上七点的校车，八点钟到考场。东北冬天的早晨，滴水成冰，气温零下20多度。全校几十号考生，很多都穿着保暖的棉军大衣，大家寒暄问候，一呼一吸间白雾缭绕。
1992年3月底，我们进入大四的毕业实习。我和20多个同学乘火车倒汽车，行进千里，来到了内蒙古兴安盟扎莱特旗（相当于县）。
当地原来是牧区，刚刚改进水利灌溉系统，推广水稻种植。我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叫“哈不乞拉”的村子里，负责指导当地农民完成1500公顷水稻田的育苗工作。5月初进入研究生复试阶段，通常要求考生到报考学校参加复试。那一年学校考虑到“科技兴农”正值关键期，居然派了两位老师千里迢迢到我所在的实习地扎莱特旗进行复试——这绝对是特殊待遇。
我的硕士导师是雷籽耘教授。他196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下放农村锻炼，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1978年高考恢复，恩师重新回到大学执教。那一代大学生有着非常特殊的人生经历，很多事情是今天的莘莘学子难以理解的。
90年代初的博士生招生资讯基本碎片化，更多的是通过学术圈口口相传。考生若能和博导近水楼台，即是占了先机。
1994年2月，教育部“破天荒”地出版了一本400页厚的《全国博士生招生专业目录》，汇总了全国的博士招生信息，其中的资讯对于我这样“远离博导”的考生弥足珍贵。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研读这本《目录》，查到了江南大学（原无锡轻工学院）食品工程专业丁霄霖教授的招生信息。当年也没有Email，考前和导师联系用的是传统的纸质书信。我诚惶诚恐地给丁老师写了一封信，但并未收到回信。
90年代的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没有SCI文章硬性指标要求，多数人毕业都是按部就班。我的两个博士学位都是三年完成的，这在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中国的大学在90年代末开启了了史无前例的扩招。面对汹涌而来的入学新生，众多院校开始招兵买马，亟需“博士”装点门面，博士迎来了“百年一遇”的就业机会。而且很幸运，2000年时一线城市的房价还只有4位数，这一代研究生还算靠知识改变了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