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下，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何去何从？

全面二孩政策下，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何去何从？

我和缪斯夫人的另一个常驻责编靳永爱最近合作在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上发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性别平等问题，特别是女性生育自主权的问题。

全面二孩的政策出台后，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它对社会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影响，比如，新的生育政策可以帮助应对中国很多现有人口问题，包括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等……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新的生育政策下，性别平等问题何去何从？

我们对中国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性别平等问题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全面二孩政策是在非常特殊的国情下推出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市地区有很多的育儿福利。

比如，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是从很小开始，就去爸爸妈妈单位的幼儿园，他们上班的时候把我送上幼儿园的巴士，下班再去接我。所以，虽然并没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帮忙带我，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上班、养娃两不误。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取消了以单位为依托的很多福利政策，比如，现在依托单位建立的幼儿园已经很少了。中国整体的公共托幼体系非常不完善甚至处于缺失状态。

同时，在中国，政府倡导性别平等的声音也渐渐减弱了。60年代左右流行的“女性能顶半边天”，早已淡出主流的话语体系，90年代当国有企业需要大量裁员和下岗的时候，有学者甚至提出“妇女回家”的政策建议（参见缪斯夫人往期推送《从“妇女能顶半边天”到“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改革开放之后，男性和女性在就业和收入上的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没错，职场上性别不平等主要源于“为人父母”（参见缪斯夫人往期推送《学人说｜越市场化越不平等？城镇女性就业轨迹的变迁》）！

所以，在全面二孩的政策下，当女性不想生二胎时，她们能不能真的不生，换句话说，女性有没有决定“是否生二胎”的自主权，这将对性别平等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收集的“中国家庭生育决策机制研究”来看女性的生育二孩自主权。

这个调查问了已婚育龄女性：“你希望生育几个孩子？”我们将研究对象限定在那些生育意愿为0个（即不要孩子；回答此选项的女性很少）或1个，并且已经有1个孩子的女性；换言之，这些女性已经拥有了他们理想的子女数。同时，这个调查还询问了妇女的生育计划，“（你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你有再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吗？”我们主要看，为什么那些已经实现了理想生育个数的女性还会有生二孩的打算？

以往的生育研究，总是关注女性的特征和她们生育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却忽略了生育决策是一个家庭行为。所以，我们研究的另一个贡献是：考虑夫妻之间的互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我们的发现其实很简单：在这些本身并不想生二孩的女性中，如果她们比丈夫在家里拥有更多的实权，那么，无论她们感受到了丈夫对她们施加的多大生育压力，她们生二孩的计划，并不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丈夫在家里比妻子更有实权，那么当丈夫对妻子施加的生育压力越大，妻子越容易有生二孩的计划，尽管她们只想要一个孩子（或不要孩子）。

如果说，婚姻里的权力分配对生育决策这么重要，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权力分配呢？我们发现：经济基础是关键。当女性的收入相对丈夫的收入更高时，她们在婚姻里的权力越大。所以综合来看，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全面二孩政策下，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可能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女性在职场上受到的歧视越来越大，她们相对丈夫的收入会变得更低，这会导致她们在家里的权力更小，从而更难保持她们的生育自主权。当丈夫对她们施加很大的生育压力时，她们更可能违背自己生育意愿生更多的孩子，这又会进一步加剧她们在职场上的劣势。

我们并不是倡导女性应该不生孩子。很多女性还是想生两个或更多的孩子，却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而没能如愿。

我们想说的是，加拿大、欧洲等低生育率国家，他们的政府往往通过慷慨的育儿补助、鼓励父母双方都休带薪产假等政策，来帮助父母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希望以此提高国家的生育率。相比之下，中国现在实行了全面二孩政策，希望以此提高生育率，但是，却并没有配套的福利政策、健全的育儿补助体系，来帮助家庭——特别是女性——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在更为宽松的生育政策之下，中国女性往往被迫承担了更大的代价。

我们呼吁更多的研究关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性别平等问题，引起政策制定部门对新的政策环境下性别平等问题的关注，推动性别平等政策出台；呼吁政府部门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帮助夫妻实现工作-家庭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