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湖南大学工程力学专业学习。现任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曾任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主要从事车辆工程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究，创建了中国电动商用车、充/换电站系统、车辆网等系统技术体系。在电动车辆系统技术、电驱动系统关键技术、充/换电站技术、车辆运行监测与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获何梁何利奖及省部级奖多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专利授权65项，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8本。201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作为40年前那次高考的亲历者，回望来时路，一切依旧是那么不可思议。恢复高考，给我这样一个求学无望的农家子弟，还有我们那一代人，不单单是一次选择的机会，更是使我们度过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1958年6月，我出生于湖南省临澧县的一个偏远山区，家中总共七个孩子，而我是唯一的“读书人”。1972年底，我初中毕业后考入了临澧县四中，由于学习努力，成绩比较好，颇受老师的关注。当时还处于“文革”后期，全国的大学都停止招生，恢复高考遥遥无期，一切都显得十分混乱。当时在校期间基本不上课，而是“学工、学农、学军”，但老师不容置疑地对我说，“高考一定会回来的，你要抓紧时间学习！
”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老师悄悄送了我几本书，有《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和《电工学》。就这样，原本藏在内心深处的考大学的“幻想”，再一次徘徊在自己的脑海。
进入高二之后，学校实行“半耕半读”学制，我们一边学习物理知识，一边学习、帮助老师修拖拉机和抽水机等农机具。正是这一段经历，练就了我现在较为突出的动手实践能力，现在研究新能源汽车，似乎又回到当年的“拖拉机本行”了。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稍微正常的学习秩序又被打乱了。年底高中毕业，我回乡干农活。修过农机，跟着大队书记去生产队“蹲点”，到县委党校学习后回家写墙报，还干过农业技术员，后来被派到县里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民办教师培训班学习。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宣布恢复高考。但我却被告知，“劳动改造”者不能报名高考。后来，听说是我们原来的中学校长找到了公社党委书记，说“如果孙逢春不参加高考，那我们公社会被‘剃光头’”。公社党委书记还特地专程向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汇报。副县长表示：孙逢春可以参加高考，但一定要考大学，不能报考中专。
1977年11月底，公社派人通知我，可以报名参加高考！就这样，我成了全公社近800名考生中最后一位报名者，而当时距离高考只有3周时间。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太匆忙，因为自己觉得原来的学习成绩好，“底子”打得牢。
由于复习时间紧迫，我只能抓紧每分每秒。但那个年代，农村不通电，晚上看书学习都是用油灯。那时每户人家每个月只有半斤煤油的限量指标，要想三个星期晚上都挑灯夜读，便只能集全家之力。当时已经成家的哥哥姐姐们，都把家里的煤油拿来供我复习。
就这样，我于当年年底参加了高考。但自我感觉考得不理想，虽然数理化科目考得还可以，但语文和外语填空题有很多没做出来。又因为在大队砖瓦厂劳动，信息闭塞，有关时政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考完第二天，我便开始新的复习，准备好来年再战了。
高考后不久，村里发生了盗窃案，公安局来人办案，而当时村里读书认字的人不多，便让我当办案的临时书记员。由于自己对能否考上大学没多大把握，于是白天工作晚上复习，不再纠结已经过去的高考了。
过完春节后，有一天我跟着公安局的警员到小镇办案，晚上8点多刚取证回宾馆，正好撞见我二哥。原来二哥特意赶到小镇，一家家宾馆找我，一见面便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啦，邮局的人还在家等着呢。”当时的自己忽然觉得脑中一片空白，几乎难以置信！
听到消息后，我找附近警局的值班人员借了一辆自行车，赶紧回家。一进家门，就看到送信的邮递员居然还没走，母亲正在热情招待他。邮递员见到我就说：“把大学通知书交到你本人手上，我才放心。”当我接过录取通知书，一眼看到录取我的是湖南大学工程力学专业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脑子里只想着：终于考上了！
后来听说在等待录取通知书期间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一个盲人路过我们村，在我家讨水喝，他告诉我母亲，家里会出贵人。后来我录取通知书到了之后，这个盲人又来了，母亲图个吉利，高兴地给了他五升米和两块钱。可见我考上大学，母亲心中格外欢喜。那一年的考试，我们全公社总共就三个人考上了大学，其中我的考分最高。高考的录取通知书是分批送的，我的录取通知书是当时整个公社第一个送到的。
原以为很快便可以如愿跨入大学之门了，但现实却并没那么顺利。当时，初录之后还需要体检，那时我很担心体检出问题，因为我在1973年中考期间，曾得过急性肝炎，身体不适时，是物理老师亲自把我背到考场参加考试，考试结束后又背回老师在学校的家让我休息，第二天继续背我进考场。当时我曾默默地想，唯有努力学习方能报此师恩。由于当时没怎么治疗，所以也不知道肝炎有没有完全治好。
心想历经坎坷拿到了大学入学通知书，如果万一有肝炎失去这次机会，自己是不甘心的。
过了体检关之后，紧接着的政审好像也有“问题”，因为我父亲在解放前曾经干过“伪保干事”，政审关恐怕不好通过，这让我忧心忡忡。政审当天，生产队召开了近200人的社员大会，大家就我能不能上大学进行投票。投票的时候，大家议论纷纷：“这么聪明的娃儿，不上大学多可惜啊！”“我们村里出个大学生，那可真不容易啊！”不少乡亲都认为，如果我能上大学，是生产队、全公社的荣誉。就这样，政审得以顺利通过。
终于可以去学校报到了。离家时，父母筹集了六块钱给我做路费，大哥帮我挑着生活用品和杂物，我背着个包，徒步39公里去县城汽车站。结果到了车站，却没票了，只好花两角钱住了一晚招待所。第二天坐了一整天长途汽车，到达长沙市溁湾镇已是晚上11点多了。当时学校负责接新生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接待点没人了。我就走过湘江大桥到了河东的湖南旅社，花5角钱在旅社的过道里凑合了一晚。
第二天，我顺利进入湖南大学，被分配在工程力学专业师资力学班，从此开始了我心向往的大学生活。从收到湖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乘车来长沙报到上学，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身体也感到有些累，但心情却是非常愉快的，因为我对今后的学习生活充满了希望！
初到湖南大学，用“刘姥姥进大观园”来形容自己一点儿也不为过。从小生活在湘北山村，见到的不是大山就是小河，而现在，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高楼，这么宽的马路，自己的胸前戴着湖南大学的校徽，那种感觉真是无比兴奋、无比骄傲。
想起当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几乎是将可能的学校都填上了，觉得只要录取就行，但是专业志愿选的就是自己较为擅长的数学和力学。当时湖南大学的力学师资班是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自己觉得高考成绩应该是很不错的。进入大学后跟人一比，才知道自己简直是“井底之蛙”，身边的高人很多，比如我们班的陈政清大哥等。
在课堂上，老师常常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和同学一起讨论、研究学术上的问题。当时感触最深的是湖南大学的学风，大家学习起来真的是如饥似渴，所有同学都摒除杂念，认真学习。有时课程少，便利用空闲的时间，看遍了图书馆所有数理方面的书。
大学的时光是非常值得回忆的，我到现在依旧非常感谢当时共同追梦、学习互助的一群人。当时的我无疑是班里面最穷的，借着助学金支持才能安心求学。即便如此，当时18块钱一个月的助学金，除去学校分发的14元钱饭菜票之外，剩下的4块钱全被我用来买书了。那时候对书的喜爱，对知识的渴求，学习上争分夺秒，那种求学的迫切心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因为我来自农村，得到老师同学的许多帮助，所以我也总想着尽己所能为大家做些事，于是便主动要求担任学生会的生活委员，为同学们服务。令我终生难忘的是，1980年夏天，家乡山区涨大水，家中被洪水冲得一无所有，班上的同学自发捐粮票、捐款来帮我渡过难关。可以说，我的学业就是靠学校助学金和同学的自发捐款帮助完成的。如果没有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我完成不了学业。
大学毕业后，我考上北京工业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1987年我去了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联合培养博士学位，这是我国第一批与国外联合培养形式的博士生。当时我十分珍惜时间，经常提前去教室，或看书学习，或帮老师整理上课物件。
在实习时发现了电动汽车这一新的发展方向，当时就感觉中国汽车产业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学成之后便毅然回国，就想主攻电动汽车工程和新能源汽车研究。回国时，我带的一个小型集装箱内全都是电动车资料和有关论文，当时的心情真是“学成未敢忘报国，愿以奉献谢师恩”。
40年过去了，那场难忘的人生大考，给我，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的是刻骨铭心的不凡经历、非同寻常的异彩人生。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是激动与奋进，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