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苏特米尔
科学有故事
2018-07-04 11: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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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有故事
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
译者注以下这篇文章最早发布于2018年6月29日的《对话美国》（The Conversation US），这是一份报道最新研究的在线出版物，《科学美国人》随即对其进行了转载。
《科学美国人》发布地址：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china-is-trying-to-invent-the-future-as-a-science-superpower/
作者理查德·P·苏特米尔是美国俄勒冈大学的政治学名誉教授，也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高级访问学者。他发表过多篇有关中国科技发展的论文，包括：《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变迁》、《中国对环境危机的管理》、《下一个大跃进》。
图：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
基因工程、寻找暗物质、量子计算和通信、人工智能、脑科学……这个清单可以很长，都是潜在的颠覆性的研究，每一项都对未来的产业、国防科技和理解身为人的伦理意义有着非凡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这些领域越来越多的显著成就不再来自于卓越的西方科学中心，而来自于北京、上海、合肥、深圳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城市，它们构建起了辐射面很广的中国研究体系。一个问题如期而至：未来的创新会有多少诞生在中国的实验室里？
目前，中美的贸易谈判把中国快速发展的科技能力清晰地暴露在了聚光灯下。正当中国试图在新兴的关键科技领域取得领导者地位时，美国迅速回击，把中国大多数的进步归因为盗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强制性的科技转让。但作为一个关注中国科学发展多年的人，我见证了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中国在其寻求掌控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如果想要成功，需要有科学基础，这一点上也进展不错。
探寻科学成就的路上，中国舍得掏出真金白银，中国的研发投入在过去二十年中迅速增长，目前仅次于美国。中国发表了大量的科学与工程文献，位居世界前列，中国论文在某些领域的被引用次数也在增长。中国政府在科学预算上的慷慨使建造一些领域里世界一流的设施成为了现实。中国的科研人员数量也是在世界上靠前的。锦上添花的是，国内大学的课程质量越来越高，还伴随着从国外知名学府学成归国的科学家。
但中国的科学事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谁设定了优先级？它的管理机制能保证其持续取得科学进步吗？
中国科研的五大机构
美国的基础研究集中在大学，那里的传统是与企业的研发相结合，而政府实验室的研究支持着政府机构的任务。中国和美国不同，中国科学机构的设计是另一番景致。虽然经历了深度的变革，但今天完成中国大部分科研任务的仍然是五个机构部门。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科学院。
它是一个从1950年代遗留下来的机构，目前负责监管120家研究所。此外，它的监管内容既包括投入巨大的科学设施，也包括三所高等教育机构。经过过去二十年一系列的改革，许多中科院实验室的科学家现在参与了一系列学科上世界级别的研究，包括量子物理、数学和神经科学。
制度体系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大学。顶尖的大学会和中科院争夺人才，名望上也是暗战连连。改革之前，以大学为轴心骨的研究没有得到重视。但在过去二十年，中国顶尖大学都成为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核心。它们还形成了支持高科技创业的文化氛围，并不断将这种文化推广出去。
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中国的工业企业了。过去二十年两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企业在研发上的发展（尤其是在信息和通信的技术领域）和以市场为导向、非国有的高科技公司的崛起。目前，企业部门的研发支出占到了全国总支出的大约八成。
第四个体系是民政部门下属的政府研究机构，比如农业部、卫生部、环保部、自然资源部等等。最后一个是与国防相关的研发部门，这一块大部分信息是不公开的。但它们和民政部门合作，以军民一体化政策为指导，正在建造出越来越复杂的国防体系。
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鼓励跨部门研究合作的政策。尤其是受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建造国家实验室经验的启发，中国建立起了国家级的实验室和其他全新的重量级的国家研究中心。设计上，这些新的机构都是跨学科的，而且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点。它们正在参与全球性的世界级的研究。举个例子，合肥的中科大坐拥一座先进的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的（研究）设施。
政府同样也会资助在领先的中国公司内部建立起产权归国有的重要的国家级研究中心。比如，语音识别技术的领导者科大讯飞就有这样一座人机交互的研究中心，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也有一座这样的研究中心，但研究内容是天然气水合物。
激励政策来自高层
目前美国政府还没有出台有关科研的清晰政策。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寻求国际科学领导者地位的征途是由高层政治人物推动的，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财富和实力来源于自身的研究和创新能力。
所以，中国科学政策的特点就是非常强调国家需求，这是自上而下设计政策带来的附属品。在政府层面，研究经费变得更加中心化。经费的下发现在是通过科技部管理的国家项目或平台。这些都允许自下而上由研究人员主动提出倡议。相关部门也正在努力加强对研究项目的专业审查和评估。但是，资金体系仍然带着强烈的国家导向型的特点。
国家科学政策的主题也出现在了地方政府的倡议中。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了研发的主要出资人，它们也是建设国家新研究设施的合伙人。强调国家的需要会使研究偏离基础科学，不久前仍是如此。然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要在基础科学产业中领跑，就要对国际前沿层面进行基础研究。因此，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正在加大。
但是，2018年3月一次有争议的行政重组改变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地位，这个委员会原先是支持基础科学的关键部门。它现在不再是国务院下属的独立机构，而变成了接受科技部全权管理的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过去被看作是推动基础科学的先行者，它支持原创的、由研究者带动的、经过同行审议的研究。科学界的人士现在担心它会变得和它的新领导一样，研究完全以应用为导向，流程充满官僚主义。
制度与科学
中国渴望成为科学世界的翘楚，伴随着这份渴望的是它激进的政策，这里有着和其他具备强大科学传统的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同之处在于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愈发明显。虽然习近平加大了对科学的政治支持，但他也通过要求学术界对其世界观进行更严格的意识形态承诺，增强了共产党在研究机构和大学中的作用，并将中国的技术进步与监控国家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几乎没有留下隐私和异议的空间。
这些举措和中国悠久的官僚统治传统结合起来，就会构建起一个科学与国家的关系模型，把进步和更广泛的科学发展割裂开。其他科学强国的政治体系都建立在法律和保护人权的基础之上，基石还包括自由开放的沟通和公民社会的传统，这些都使它们能作为一个社会自主地规范地运作。
可以说，中国模式在过去三十年算是比较成功的，中国在科技上发展迅速，实现赶超。毫无疑问，中国在一些领域已经赶上来了，某些领域甚至领头了。但无论科学与国家的关系模型是否合适，长久看来，领导层所预想的自主创新和创造性科学突破，以及管理新技术所带来的复杂伦理问题，诸如此类才是事关中国未来的更引人入胜的问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