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义燧老师是南京大学天文系教授,著名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认识孙老师是在南大读本科的时候。我读的是天体力学,孙老师的专业。但孙老师那几年大部分时间在法国,见面并不多。
真正和孙老师的交往起源于学术研究。孙老师有很强的洞察力,他通过数值计算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一类保守系统在扰动之下仍旧是稳定的。最终孙老师和他的博士后程崇庆对此现象在三维情形下给予了严格的数学证明。那时我在美国,知道了这个漂亮结果后,对一般情形给了一个严格证明,算是完成了孙老师的一大猜想。
孙老师风趣幽默,为人真诚、热心,乐于助人,曾多次和夫人张老师一起来美国西北大学访问。十多年前,孙老师的小儿子也成了西北大学工学院教授,而且和我同住一个小镇。随着孙子、孙女的相继出生,孙老师、张老师来得更加频繁,聚在一起时常幸福地“埋怨”带孙子孙女的各种烦恼。譬如,为防止吵醒小孩,孙老师练就了一身走地无声的轻功,万不得已时,还辅助以爬行动作。
我非常敬佩孙老师这一代人。他们出生于战乱年代,过了几年和平、稳定的日子后又遇到“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本来在大学可以好好做学问的时候,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年纪已经不小,但还能坚持做学问,实属难能可贵。
南大天文系的老师在文革后期被下放到江苏溧阳,在农场生活。据孙老师回忆,白天在农场劳动,晚上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批判量子力学,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产物。
数学也就折腾些华罗庚的“优选法”。总之,学问是不能做的,老师们经常聚在一起打牌消遣。苏南盛产菱角。这一年菱角成熟之际,天文系年轻老师们打牌正欢,打到半夜肚子饿了,派黄天衣等两位老师到农民那儿采购菱角。农民现煮了一大锅,找桶装着搬到教师住处。大家边吃边玩,不亦乐乎。第二天早上才发现,装菱角的桶原来是农民用来装大粪的,依稀可见大粪痕迹……
孙老师和张老师是在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结婚的。
当时食物极度稀缺,据说全国上千万人饿死。城里人粮食凭粮票定量供应,而猪肉、食用油、豆制品、布匹等“奢侈”品都凭票限制供应。所以,除了钞票而外,大家还有粮票、油票、布票、豆制品票、肉票;等等。这些票证中的一部分一直沿袭到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在餐馆吃饭光有钞票是不行的,还得有粮票。按当时政策规定,新婚夫妇可以凭结婚证多买两斤猪肉。孙老师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兴冲冲地带着结婚证去肉店买了两斤肉。
为了防止新婚夫妇在其它商店再次购买猪肉,屠夫在鲜红的结婚证上盖上了油腻的“猪肉已购”印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