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这条命,究竟值多少钱?

作者: 香农·费希尔

来源: 环球科学

发布日期: 2018-07-03

文章探讨了生命的价值如何被量化和评估,从历史上的奴隶买卖到现代的医疗和经济决策,生命的价值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体现。文章还讨论了生命统计价值(VSL)和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等概念,以及在意外死亡和战争中对生命的补偿问题。

你的这条命,究竟值多少钱?如果让你为自己的生命标价,你的答案是多少?你是如何得出答案的?生命没有统一的标价,从拯救你生命的开销到死后的“标价”,它可能有一百种不同的价格。

我们可能会认为,给人标价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历史的黑暗时期,或是现代的人口贩卖黑市中。让我们带上羞愧之心,回溯那些人口贩卖合法化的黑暗年代。那时,他们的售价与可能带来的产出紧密相连。在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的州废除奴隶制之前,一位“优质男性种植者”的标价大约是1100美元,按照购买力换算,相当于今天的30000美元。其他人的买卖价格则便宜得多。

在讨论你的生命值多少钱之前,让我们先来看另一个较为直接的问题:你的身体本身值多少钱?从用于医学研究的遗体,到器官移植,再到体内所含的元素,我们有可能估算出每一项的数值。我们不只在道义上区分生命的价值,有时候也会用真金白银来定价。取决于我们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从决定投资钱修建更安全的道路,到设置战争中牺牲的士兵和平民家属的补偿金;也取决于由谁来定价、目的是什么,不同方式的定价可能会有极大的差异。

事实是,生命没有统一的标价,它可能有一百种不同的价格。

其中一个价格是为了维持个体的生命所要付出的代价。为了确定哪些可能拯救生命的干预行为值得我们去做,政府机关会关注一个叫作“生命统计价值”(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VSL)的数值。

“这并不是说人们真的愿意接受用这些钱来交换真正的死亡,”曾经向美国机构引入VSL概念的范德堡大学的W·基普·维斯库斯(W. Kip Viscusi)说,“这只是反映了他们对微乎其微的死亡风险的态度。”简单地说,这种计算类似于我们在买车时考虑是否要花额外的钱来提高安全性。以计算沙门氏菌感染致死的风险为例,如果人们平均愿意花7美元来减少百万分之一的风险,那VSL就是700万美元。

这将会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用于计算防治沙门氏菌疫情所愿意付出的代价。

当你考虑预防死亡的另一种形式——卫生保健时,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为了判断医疗干预是否值得,卫生保健企业和保险公司要考虑这些钱会给你的生活质量带来怎样的提高。

他们所使用的指标称作“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 QALY):如果1表示完全健康、0表示死亡,那么中等健康状况下的4年时间等价于2个质量调整生命年。在英国,一年的优质生活大约价值20000~30000英镑。这个范围是由英国国家卫生医疗质量标准署(NICE)所设定的,它负责监督英国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新药和新疗法。

为了做到这点,它比较了新疗法与现有疗法每个质量调整生命年的花费。这意味着,如果一种新药增加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需要额外花费20000英镑,这在预算上是可以接受的。

在人死亡后,为其生命估值就更加困难了。高风险的工作存在一些赔偿规范,但依然有很大的变数。

美国军队的军人因任务殉职时,其家属可获得10万美元的“死亡抚恤金”,人寿保险的支出则可能高达40万美元,此外从葬礼开销到子女的医疗、教育,还有额外的补偿。根据一些估计,总额从25万美元到80万美元不等。在责任之外,意外死亡更向我们展示了生命价值的不一致。如果在意外致死诉讼中得到赔偿,我们可以基于纯粹的经济因素,即受害者损失的终生收入、医疗费用、丧葬费用等来估计。

但是考虑到亲人的悲痛,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这就是环境带来如此大差异的原因。在911事件、2007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和2013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检察官肯尼思·范伯格(Kenneth Feinberg)负责向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分发补偿金。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受伤者和近3000名死者的家属创建了一项基金。

根据国会的指令,范伯格必须遵循意外死亡法的一些规定,因此他所分发的基金部分是基于受害者的收入。也就是说,CEO的亲属就能比门卫的亲属拿到更多钱。但也有一个非经济的因素:在25万美元的基础上,每多一名幸存的配偶和受赡养者,补偿就加10万美元。最终,给单个受害者家属的补偿从25万美元到710万美元不等。

如果我们把人的价值建立在政治地位、国家和社会背景之上,也许会让你感到不安。

但难以用公平的价值观看待每个个体的价值,并不代表这些尝试本身不值得。参考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道德代数”。大约250年前,富兰克林给他的一位面临困难抉择的朋友写信。他建议将每个选择的优缺点列一个列表,再将重要性差不多的优缺点一起划掉。

这种早期的成本收益分析并不代表对决策的轻视,恰恰相反,富兰克林写到:“当一切都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想我可以更好地判断,而不是轻率地决定。”同样的想法也适用于今天的情况。如果我们不愿意考虑这些困难的计算,意味着我们遇到不得不面对的情况时,将会不知所措。罗素(Russell)说:“当你面对需要付出代价的选择时,不能简单地认为什么事是绝对的。你可以睁大眼睛仔细选择,总好过闭上眼盲目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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