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8年3月5日，意大利2018年议会选举投票统计结果揭晓。初出茅庐的极右翼政党——五星运动党成为本次选举中的黑马，凭借一己之力跑出近年来最佳成绩，收获32％的支持率；与之相比，前任总理伦齐所引领的中左翼联盟则成绩惨淡，支持率仅为23％。由于意大利2017年新选举法规定，选举中得票率超过40％的政党或党派联盟，方可独立组阁新一届政府。
目前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独立组阁执政，接下来意大利将面临悬浮议会窘境，进入漫长而曲折的组阁过程。
意大利投票结果甫一揭晓，其主流媒体《新闻报》就开始哀嚎：“迪尤马赢了，意大利失控了。”倒是刚刚冲击法国政坛的“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对该选举结果颇为满意，还在网上揶揄道，欧盟将度过一个可怕的夜晚。
是的，可怕的不仅仅是本次意大利大选的结果，而是近年来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与羽翼渐丰的各国极右翼政党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挑战。2016年欧洲又飞出“黑天鹅”，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令人跌破眼镜，力挺欧盟的卡梅伦引咎辞职，继任的保守党领袖特雷莎·梅一面毫不眷恋地对欧盟挥手告别，一面对移民实行铁血手腕。
接踵而来的2017总统大选年里，法国政坛也异于往常，玛丽娜·勒庞带领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冲进大选决胜轮，虽然最后败于马克龙之手，但“国民阵线”强大的民众支持率已不容小觑。此后，右翼势力又攻下奥地利，年仅31岁的中右翼政党领袖库尔茨当选总理，更诚邀极右翼政党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2018年顺利迎来第四个任期的默克尔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本次大选中创造了该党历史最低支持率纪录——33％。
而另一边，以反移民、反伊斯兰、反欧洲一体化为旗帜的德国另类选择党荣获本次选举探花，迈入德国国会，成为自“二战”以来第一个进入德国联邦议院的右翼政党。
纵观欧洲各国风生水起的右翼政党，其政治纲领大同小异。在政治上，他们怀疑欧洲一体化进程，更有甚者痛斥全球化；在经济上，极力主张削减税收，保护本土就业；在社会治理上更是强烈反对接收难民，拒斥来自布鲁塞尔的“难民配额”，反对边界开放。
种种政策要求政府重回大众生活的视野，保护国民的经济生活，强化民族国家体系，坚持本民族第一。诸此种种，都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的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背道而驰，更是与长期以来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倡导文化多元的欧洲路径大相径庭。
然而让传统政治精英们惊异的却是如此激进的右翼政策却在当下得到了选民们的疯狂拥护。实际上，要理解右翼政党们得到的民众支持，绕不开对民粹主义的反思。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念，强调“平民至上”，主张一种直接诉诸民众的极端政治诉求，具有左与右两种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左翼敌视富人，右翼批判建制。当经济发展欠佳时，右翼民粹主义更容易抬头，民众倾向将矛头指向抢夺资源的外国人或国内的少数族群，也指向未能保护他们利益的政治精英和现行体制。潜藏在这样一种右翼民粹惯性行为中的实际是对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的三重焦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经济在高歌猛进的经济全球化中受益颇丰，迈入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不管是西方社会的资本精英，还是广大民众，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姿态，享受着“全球化”的润泽。即便是身处欧洲偏远小镇的普通人，也能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福利，无数的就业窗口向他开放，逐渐完善的国家福利体系将更好地保证他的生活。然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资本的流动显得愈发自由。
精英掌握着大量自由资本，逐渐挣脱出国家的束缚，在世界市场中，不断发掘新的投资热土，追逐更丰厚的利润。
近年来，在产业升级的声声浪潮中，西方工厂不断搬迁到成本更低廉的边缘国家，而原有的欧洲小镇工厂则因为高昂的劳动力价格与赋税重担，丧失竞争力，逐渐走向萧条。早在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弗里曼教授就在《你的工资是由北京来定的吗？
》一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蓝领工人的需求在下降，美国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一路下滑，欧洲蓝领工人的失业率不断攀升。资本可以轻易出逃，但人却不可以。限于国家边界的制约，工人们并不能紧跟资金的步伐奔赴新兴市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曾经栖身的繁荣工厂变作废墟，最终重回就业市场，苦苦挣扎，沦为这场经济马拉松路上掉队的人。
而掌控社会话语权的政治、经济精英们，却仍旧在跑道上一路狂奔，期待构建更大更强的商业帝国，吝于对落在后面的民众致以几分怜悯。精英们炫耀如何通过技术升级、产业转移实现全球布局，却忘记他们正在关闭无数下层人民养家糊口的职业窗口。而政府也沉浸在“守夜人”这一角色中，高唱着新自由主义之歌，减少国家干预，逐步缩减国民基本福利，鼓励个人奋进；但他们却忘了，挣扎在底层的劳工们或许连奋斗的入场券都没能拿到。
愈演愈烈的“反欧洲一体化”实质也是这样一笔经济账。旨在增进地区团结、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欧盟，在不断扩大中并不能应付随之而来的地区差异；随着经济张力不断增大，在金融危机、难民危机的冲击下，显得疲惫不堪。南欧人民苛责西欧地区不断涌入的工业品冲击本国经济发展，而发达西欧地区也斥责南欧人的惰懒，只懂伸手向欧盟讨要援助。
西北欧国家希望中东欧国家本着人道主义，承接更多难民；而中东欧国家则指责他们无视中东欧的经济能力，忽视中东欧国家利益。失业率高企，物价飞涨，社会福利难以为继，对外债务救助深不见底，欧洲各国民众陷入相互指责之中，哪里还会对欧洲一体化产生更多的好感？
除了物质面包之外，这场乱局中也有欧洲民众深切的安全诉求。在民众看来，近年来汹涌而至的难民正成为欧洲安全的关键。
2015年以来，随移民大军到来的不止是竞争更激烈的就业市场，还有频频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而这也成为压倒西方人安全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2017年，欧洲最具人望的政治家默克尔力排众议接收100万难民，却难以应付难民问题给个人、社区和国家带来的种种治理挑战。巴黎恐怖袭击、德国科隆新年难民性侵事件，无一不挑动着民众脆弱的神经。
在普通民众看来，正是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扰乱了欧洲既往安全而宁静的生活，憎恶的矛头自然而然指向难民。以往宣扬的光辉人权精神在基本安全的渴求下显得虚无缥缈，保证自身安全成为首要选择，而拒斥难民成为当下最简单的方法。
除了难民给欧洲民众带来的生命安全威胁，更深层次上，保卫欧洲自身文化的焦灼感也使得民众反感来自伊斯兰世界的难民。自古以来，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就不是友好的邻居。
从7世纪初阿拉伯-伊斯兰教扩张，到11世纪基督教十字军东征，再到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欧洲殖民时代渐起……基督教徒与穆斯林的争斗从未真正停歇过。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文明充满不理解，甚至仇视，而伊斯兰世界对基督教的那一套也同样嗤之以鼻。欧洲民众也自然难以对穆斯林移民产生所谓亲切感、熟悉感。
在欧洲深陷泥淖之际，传统政治精英仍高呼“人权政治”善意与荣光，要求民众接受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他者”。
欧洲人要眼睁睁看着这些陌生人领着政府的救济金，占领他们的家乡，戴上黑面纱，建起清真寺……而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欧洲人，却仿佛成为这个国度的“陌生人”，如何能不焦灼？让自己的国家变回原来的样子成为当下欧洲人最迫切的追求。这种对欧洲文明完整性的捍卫，在微观层面上，实质上也是近年来全球化浪潮中受损的民众的一种自我肯定与自我保护。
当个人在社会中不断受挫，总会不自觉要缩回心灵舒适区，寻求一种文化上的认可与亲昵；但当下不断渗入的伊斯兰文化无疑使得期盼文化归属的人们，愈发感到焦灼与不安。
“民主政治内嵌着民粹主义的病毒，选民的利益一旦受损，就会出现反建制的举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所经历的深刻变化，考验的是政治制度和政治家们的应变能力。
在当下，传统政客们不是对种种剧变无能为力，就是对民众所面临的种种危机置若罔闻，甚至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居庙堂之高，却不知天下之忧。
经济吃紧的民众看到的总是传统政党们紧缩社会政策的调子；看到的是在失业率不断走高的当下，传统政党们对移民的仁爱与包容；甚至还能看到在捉襟见肘的财政计划中，对于“他者”的援助在缓缓增加……民众如何能不失落，如何能不愤懑，如何能不反感这些高唱自由民主的传统政治精英？当抗议、游行都只能落脚成为被人遗忘的一则早间新闻时，投票成为他们最有利的武器。
民众尤其是青年更倾向于以选票昭示自己对右翼政党的支持。
以奥地利为例，早在2008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政党自由党的全国得票率虽然只有17.7％，但它是最受30岁以下选民欢迎的政党，在16～19岁的选民中，甚至有44％的人投票给了自由党。右翼民粹政党广泛上台，昭示西方精英政治和利益联盟固化的格局正在被打破，以中左、中右为主导的传统政治主流阵地正在被攻陷。
而代表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的第三方势力的政治人物和党派异军突起，体现的则是反精英、反专家、反官僚正成为西方的政治时尚。当传统的两党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政策方案，右翼民粹主义在精英体制多年运转不灵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以国家主义反对全球主义，以民族主义反对多元主义，以再分配的许诺吸引民众，欧洲右翼政党在近年的选举中收获大量选票，一次又一次搅动欧洲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