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18日-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这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每个中国人都沐浴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和许多个人的命运同样发生了转折。我写了一些乘改革开放的东风获洪堡基金到西德做访问学者的个人回忆，一点小故事而已。对我来说，“访问学者”这个词也是改革开放年代的产物，1978年底去美国、1979年初去西德的两批留学人员年龄都在四十岁上下，他们留学不读学位，不是博后，也没有被聘用的正式职位，于是创造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名词——“访问学者”。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中科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赵兰香研究员和清华大学过增元教授提供的有关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留学生全部派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但在60年代初批判苏修后基本停止了。在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我国开始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特别是恢复了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1973年就选派了几十位学者赴英国进修学习，其中有我们研究所的三位青年研究人员。
沈恂回国后告诉我们，他在英国被同事称呼为Doctor Shen，我们那时候真土，还以为是“沈大夫”呢，心想“他怎么成了大夫”？
那个时代，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大多数年轻科技人员来说连梦都不会做的。但就在1978这一年，我被通知获德国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资助去西德做研究。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郭沫若宣布的“科学的春天”的春风真吹到自己身上了吗？
这就像做梦一样了。“文革”后，德国洪堡基金会主动提供奖学金邀请中国学者到德国做科研。虽然当时有一种说法是“不能拿帝国主义的钱”，但科学院思想开放，富有改革和创新精神，认为德国基金会出资培养我国人才，是件互惠互利的事情，欣然接受了洪堡基金会的邀请。对自己有信心，就不怕资本主义“腐蚀”我们。
科学院与洪堡基金会达成共识后并建立了正式的联系。1978年，有64人通过中国科学院申请，被选中41名（其中8人为候补者）。中科院从14个研究所选派了首批24名学者，另外清华有4名，浙大3名，北大1名，二机部401所1名，最后总共33位，其中32人都是男同志（唯一的女同志就是我），1979年2月成行。1979年中国科学院又有54人向洪堡基金会提出申请，被选中28人。
1978年在科学院召开首批入选者的会议上，我们对“洪堡基金会”才有了初步概念。紧接着就是填写申请表，当然要用英文，对我这个还没有用英文写过研究论文的人来说，感到非常复杂、非常困难。1978年夏，洪堡基金会的秘书长Pfeifer教授亲自来中国，还来了我们所，我坦白地告诉他自己只会说简单的英语，完全不会德语。他马上说“never mind !”，我放下一半的心，也学会了这句英语。
首先要决定去德国的哪个实验室以及在那里的工作计划。“文革”后期，我很幸运地被安排到我们所胰岛素晶体结构小组工作，加入到中国科学家“胰岛素研究的第三战役”。我主要参与胰岛素衍生物的设计、制备、纯化、生化性质鉴定，溶液构象和生物活性测定，进行胰岛素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研究。
中国科学家在60年代中期首先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当时国际上另两个实验室也分别在做同类型的工作，其中一个是查恩教授（Helmut Zahn，1916-2004）为所长的联邦德国羊毛研究所（Deutsches Wollforschungsinstitut）在从事羊胰岛素的合成。查恩教授对中国十分友好，文革后访问过中国。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考虑去德国工作的单位时，位于亚琛（Aachen）的羊毛研究所成了我的首选。
填表时我第一次用英文写自己的名字，当时我们用的是英国的韦氏拼音法，所以我的名字拼成Chih-chen Wang，等我1982年回国后，政府统一用“中文拼音”，我的名字拼成Wang Zhizhen。由于我是在德国开始用英文发表文章，用的是Chih-chen Wang，所以以后在科学论文中我一直沿用此拼音。
当时出国前有“置装”的“大事”，每人可定制一件大衣，二套西装。我们被安排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料子，几乎所有的男同志都挑选了一种质地上好的黑呢子，很多人盘算着这件大衣是得穿一辈子的。我挑了一种深浅两种咖啡色交织的呢子，似比全黑色好看，但质地差多了（价格便宜一半），所以不御寒，中看不中用。买了料子可以到“鸿翔”——一家上海迁京的著名服装店，去量尺寸做西装，真正的tailor-made。
放在今天，“定制”肯定不是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能想要的“奢侈”了。那时我们几乎都是第一次穿西装。
北京的同志于1979年2月3日、上海及其附近的同志于2月4日分别飞到东京。《光明日报》1979年2月6日第4版登载了来源于新华社的文章：《首批获得洪堡基金会奖学金 我国科学工作者启程赴西德》。
通常从北京到西德不会飞经日本这条线，由于1970年代中东局势紧张，洪堡为保证安全起见，谨慎地给我们订了在东京换乘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经北极飞往汉堡的机票。我们北京组的同志在机场旅馆住了一宿，预备第二天与上海来的同志在成田（narita）机场汇合，换乘飞德国的飞机。
我们到达日本当天下午有点空余时间，我得到团长的允许跑去成田小镇，第一次踏上别国的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异国的建筑、小店，商品、陈设、街道、人、衣着……经中国驻日使馆工作人员的安排，第一天晚餐我们吃了“和餐”，即饭店为我们配好的一桌饭菜。第二天午餐我们还是要求“和餐”，主要是便宜，况且我们也没有任何自己点菜的要求，但饭店给了我们“和餐”外还给了我们一点脸色。
没想到在日本吃饭这么贵，当时团长手中的钱都不够付第二顿饭了，这顿饭的钱还是团长专门向使馆求助的。
从国内到德国的这段时间，我们是一个团体，服从团长——清华的过增元老师的指挥，清华的钱佩鑫老师热情地帮助团长，在旅馆走廊里大声招呼我们“集合！”“出发！”2月4日，我们在成田机场换机前在机场大厅休息，大厅内有暖气当然不必穿大衣。
突然通知要登机了，由于黑大衣的料子是一样的，式样也是一样的，缝制商店的标签也一样的，耳边又在催登机，于是出现了一场“寻找自己黑大衣”的忙乱……我穿上自己那件与众不同、中看不中用的大衣静静地在一旁等着，看着他们紧张地寻找自己的大衣却帮不上任何忙。无独有偶，后来我得知1978年底第一批去美国的访问学者被邀请去参加卡特总统夫人的晚宴，宴会散后在衣帽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找自己黑大衣”的情况。
汉莎航空提供十分丰富多样而且量大的高热量食品，我吃不完，觉得浪费了这么好的食物很是可惜。到达汉堡后，已有使馆工作人员在火车站等我们，指导我们搭什么火车和如何换乘火车分赴各地。我们6位同学到弗赖堡（Freiburg），一路的火车旅途也有看不完的新鲜事。
弗赖堡是德国西南边陲靠近法国和瑞士、位于黑森林（德国南部东西宽20至60公里的山区）南部最西端的一个极其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