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军是华人目前在跨国药企中担任职位最高的一位学者。这位从吉林走出来的著名免疫学专家，在成为赛诺菲高管之前，曾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科学家。
三十年间，刘勇军从中国到欧洲，再从欧洲到美国，从科学界走到企业界，再从企业界回到学术界，最后又回到产业界，成为赛诺菲全球研究部负责人。对于每一次选择，刘勇军表示，都有所收获，用他的话说，就是获得新的“功夫”。
2018年4月1日，正值刘勇军加入赛诺菲两周年。在此期间，他重塑了赛诺菲早期研发管线，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生物制药团队，帮助赛诺菲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全球肿瘤免疫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近日，《知识分子》专访了这位出入学术界与产业界的知名学者。
早年求学历程：从数学不及格到出国学免疫
刘勇军：我学生物实际上是一个偶然。在那个年代,有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的梦想是学天体物理，探索宇宙的秘密。
但是1978年的高考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当年文理科高考是一张卷子，在数学考卷上，考理科的学生要答1—4题，那时的卷子是油印的，我把1—4题看成了1题和4题，只答了1和4题，丢了2、3题的40分，于是数学没及格，进入一流大学学天体物理的梦想也成了泡影。加上那时我父亲又不幸得了癌症，在这种压力下，我又不想等一年再考，于是决定报对数学要求不高的医学院，研究癌症，探索生命的秘密。
走进医学院，我很快就喜欢上了生命科学。从人体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我看到人体的结构和生命的发生。从生物、生化、分子生物、遗传、微生物、免疫……我看到了生命的多样性、特异性、选择性以及它的奥妙。从病理学和临床医学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痛苦。我没有忘记对父亲的承诺，要把癌症搞清楚。
癌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学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我们大学附近的吉林省图书馆，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我在这里读一些和癌症有关的书籍和杂志。
我还记得非常喜欢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名为《癌——一个发育生物学问题》。我的病理老师许浩梁教授也给我介绍了一本英文版的书Scientific Foundation of Oncology，我用了两年时间才读完。
那时，迈克尔·毕晓普（J.Michael Bishop）和哈罗德·瓦慕斯（Harold E.Varmus）刚发现了癌基因（Oncogene）。在图书馆里，我从Nature，Science杂志上看到了“癌基因”发现的报道。面对如此震撼的发现，我的梦想是研究分子生物学和癌基因。
我非常喜欢的另一本书是《科学研究的艺术》。要把癌症搞明白，需要很多基础学科的支撑，包括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等。成为科学家，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学习“Scientific Thinking”。我那时还喜欢读一些科学史、科学家传记、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
第一学期还没上完，学校决定选40名学生成立英语医学班（6年制），第一年学英文，后五年用英文上基础和临床医学课程。经过数理化、中文和英文口试加笔试，我有幸被选中。当时我想去美国因为美国科学的强度和进程更快、更大，机会也更多，但我们校长决定把我送去英国。那时候我没有选择的（机会）。
1985年11月，我去英国学免疫学，后来发现免疫很有意思。我学医是一个偶然，去英国学免疫是组织分配的。我很幸运，非常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
从学术走向产业，成为赛诺菲全球研究负责人
刘勇军：跟着感觉走，当你觉得没有新鲜感，没有新东西可学的时侯，就要换地方了。
1989年,我在英国拿到了博士学位，跟导师又读了2年博后，就开始找工作了。
有一天，系里的一位教授把一家法国实验室在Science杂志上的广告给我,说:“有人要招你”。这家法国实验室要招人研究免疫系统的“生发中心”（Germinal Center）。我的博士导师Ian Macclennan在世界上最早提出“生发中心”是B淋巴细胞进行抗体突变和亲和力成熟的地方。我的博士论文证明了他的假说，结果于1989年发表在Nature杂志上。我申请并拿到了这份工作。
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家法国实验室隶属于美国跨国药企先灵保雅（Schering-Plough）。
31岁那年（1991年），我来到了法国里昂，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实验室，研究人体生发中心的功能和细胞分子机制。6年后，公司总裁把我转到加州硅谷（Palo Alto）的DNAX Research Institute,它是斯坦福大学两位诺奖得主创建的。
我在那里又工作了6年，主要研究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细胞间素（Interleukins）、Toll样受体（Toll Like Receptors, TLR）和天然免疫。
2002年，德州大学的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聘我去做免疫系主任,并创立肿瘤免疫研究中心。来到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圆了我在大学时代要做癌症研究的梦，也实现了对父亲的承诺。我在这里工作了近10年，一边做免疫的基础研究，一边和肿瘤临床医生合作共同探索癌症免疫治疗。
从1985年到2012年，我拜师走天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学到了不同的“功夫”。
在英国，我在整体的免疫系统和免疫反应上受到了扎实的训练。英国的科学家深思熟虑，很擅长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最基本的问题,他们不轻易做实验，因为他们的钱没有美国多，所以他们读了又想，想了又读，在黑板上画圈画很长时间，最后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做实验。在法国，我在细胞免疫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训练。公司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先进的设备，再加上法国科学家的浪漫激情，使我在科学上非常高产。
但在法国的前3年（1991-1994年），我几乎一篇文章都没发,当我的所长对我要失去信心时，我的“运气”来了，一发不可收拾。在法国的后3年（1994-1997年），我的小实验室发了50多篇文章，包括Nature、Science、Immunity和JEM。我们在人类B细胞研究领域建立了领导地位。
更重要的是，我们首次发现并分离了天然免疫系统抗病毒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细胞——pDC（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s）。之后我来到了加州硅谷一家公司DNAX Research Institute,我的很多同事都是免疫学界的超级明星，还有在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上的高手。加州硅谷的阳光和创新环境，使我在免疫学更上了一层楼。
在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我做了10年。在这里，所有的事情都很大，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In Texas, nothing is small, everything is possible）。这就像学功夫一样，我在不同的地方学了3套功夫，不同的文化、导师、学生还有同事，他们都是我的师傅。
赛诺菲中国及亚太研发总裁的“四世同堂”，从左到右分别为：王劲松博士、张愚博士、刘勇军博士和江宁军博士。他们先后均担任过赛诺菲中国及亚太研发总裁。
2016年，你加入赛诺菲，成为全球研究总裁，这个职位有哪些方面吸引你？
刘勇军：第一，是赛诺菲CEO和研发（R&D）总裁的信任，他们给了我很大的自由；第二，是赛诺菲刚准备起动R&D 2.0计划，重点加强科研和早期研发，让我觉得有用武之地；第三，赛诺菲全球研究部平台很大，包括小分子药、大分子生物药、基因治疗、疫苗，以及其他7个治疗领域，几乎是我原来所在阿斯利康／Medimmune的三倍（阿斯利康分公司）。
你加入赛诺菲两年来，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刘勇军：我基本上把所有的治疗领域的策略都制定好了，把每一个疾病领域里面最重要的项目理出来，重点加速。另外，我还做了三件事：第一是，重建和加强免疫、炎症治疗领域；第二是，重建和加强肿瘤治疗领域，特别是肿瘤免疫；第三是，加强了做蛋白抗体生物药的平台。我今年的重点是罕见病、小分子药、基因治疗以及其他治疗领域。
从海外援助，到见证中国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
你于2011年入选为国家“千人计划”学者，你在国内参与了哪些工作？
刘勇军：我是B类的“千人学者”，也就是客座教授。
我在国内很多地方做顾问，主要在中国三个地方有合作：2001年前后，我们在美国的七位免疫学者（陈列平、陈建柱、程根宏、刘阳、付阳新、苏立山、刘勇军）被饶子和院士招到生物物理所，作为海外团队帮助生物物理所建立了一个免疫和感染研究中心；我还在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给孙兵所长做顾问，帮助设计转化项目，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也和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科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项目；吉林大学是我的母校，我一直跟吉林大学有合作，帮助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建立了转化医学院，现有6个海外客座教授跟临床医生一起进行科研合作。
你怎么看待近年来中国生物技术领域的一些变化？
刘勇军：近三到五年国内生物医药技术领域发展得非常好，特别活跃，能量很大。国家和地方的大力支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新的政策，强大的资本投入和很好的人才政策，会进一步推动中国生物医药技术领域发展。
目前，中国有几千家中小型生物医药技术公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非常欣赏药明康德董事长李革的一句话：“让天下没有难做的药，让天下没有难治的病”。药明康德以及很多成熟的药物服务外包（CRO）公司、小分子和大分子平台公司，给中国制药界解决了制药的瓶颈问题。
中国医药公司在仿制药、改良药和原创药方面都有机会。原创药需要原创的科学和技术发现，中国一定能出现世界一流的制药公司。
中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这两年给你的印象有哪些？
刘勇军：近几年，中国生命科学领域产生了质的飞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回来了很多非常出色的科学家。中国生命科学现在已经没有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做结构方面，中国在很多方面比国外要强。
最关键还是思想、文化以及自由的环境，这方面不能求快。要重视基础研究，重视生物机理研究。我们不能每天都在找热点，实际上热点不是找的，找热点也是在“跟踪”别人。
你在科研领域做了很长时间，这段经历对你现在的工作有哪些影响？
刘勇军：我在大学研究B淋巴细胞、抗体，生发中心和免疫记忆，到了美国DNAX做树突状细胞、细胞因子，然后我到了MD Anderson做肿瘤免疫和转化医学。要想做好药物，基础要做得非常好才行，基础做不好，研发也做不出来。转化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发现都可以进行转化。
什么样的科学发现可以转化、在什么时候转化、如何转化，这些都是转化医学和医药早期研发的基本问题。过去30多年的科研经历是我现在工作的重要基础。
很多科学家是说国内的科研成果转化难，对此你如何看待？
刘勇军：我的观点是，好的东西都不难转化，要有非常过硬的东西，非常原始的东西。大公司和小公司都在找项目，资金不是问题，缺的是好的项目。
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家对基础科学的热情
你被邀请加入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对此有何感想呢？
刘勇军：我觉得非常荣幸，这是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一个科学大奖，能和未来科学大奖所有的科学家一起共事，做这个项目，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你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家对基础科学的热情？
刘勇军：未来科学大奖对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带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我非常尊敬和感谢中国民营企业家对科学的支持和贡献。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科学需要宣传，科学家需要像好莱坞明星那样被崇拜和尊敬。这样才能更有力地激励年轻一代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