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教授以他在天体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而闻名。他的工作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宇宙的理解。同时，他也对世界面临的社会与政治挑战非常关心。随着技术带来新的可能性，他认为我们需要做出明智的选择。
在飞机上，当我不太想和邻座进行交谈时，我会告诉他我是个数学家，这就像是一种特殊的话题终结。而当我觉得愿意聊天时，就会承认自己是个天文学家。我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相信有外星人吗？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吗？”这是个令人着迷的话题，我总是乐于对它进行讨论。
自古以来，人们就想知道宇宙中的其他地方是否也存在生命。由于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所以专家和普通爱好者之间的交流障碍并不大。大多数行星都太热或太冷，从而无法维持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形式。而地球是个适居带行星——既不太热、也不太冷。
现在，人们对曾经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一些可能进行严肃的辩论。太阳在45亿年前形成，在耗尽其燃料之前它还有60亿年左右的时间。不断膨胀的宇宙将继续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空。能目睹太阳灭亡的生物永远不会是人类。遥远的未来可能取决于电子生命，而非“自然”生命。未来的发展可以通过技术时刻表上的“智能设计”来实现，受到遗传学和人工智能（AI）的推动，其运作速度将远远超过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
后人类与我们之间的差异将如同我们与虫子一般。像人类这样的有机生物，需要特殊的行星表面环境。但如果后人类转型成完全的无机智能，他们将不需要大气。而且他们可能会更喜欢零重力，特别是为了能建造广阔而轻便的栖息地。在深空中，非生物“大脑”或许能产生人类无法想象的力量。
我最新的新书将在9月出版，书名叫“On the Future”（《关于未来》），这是一本针对一般读者的书籍。我希望它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面临的两类风险的认识，这些风险源自于我们在地球上越来越重的集体“足迹”，以及更强大的生物、计算机、人工智能、空间等技术带来的机遇和风险。
这个世界没有B计划。我们的星球变得越来越拥挤、气候变得越来越暖。气候变化还未得到充分讨论，但却能被真切地感受。
积极一点的看，通过明智地引入技术，我们有几种能缓解因二氧化碳排放而造成的全球变暖的政治上的现实方法。清洁的能源能带来双赢的局面。所有国家都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和经济效益。我们还可以减少甲烷、炭黑（来自化石燃料）和CFCs（氯氟烃）的排放。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扩大对低碳能源生产的研究。我们要鼓励年轻的工程师们设计出能捕获和储存来自太阳、风、大地和潮汐的能量的方法。
一个更公平的世界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更富有的国家应该对贫穷的国家提供资助，让那里的人们也能拥有更好的生活。除非减少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否则困境和不稳定将变得更加尖锐，因为互联网的存在使全球的贫困人群日益意识到他们缺少什么。
毫无疑问，随着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更多的工作会随之消失。与我们即将会看到的相比，人工智能目前还处于“婴儿阶段”。
随着众多白领工作（日常法务、会计、计算机代码和医疗诊断等）被机器取代，工作的性质将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对人类生活作出真正贡献的人的价值都被低估了。从技术中赚取巨额资金的公司应被征税，并将这些钱支付给底层工作者。护理人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做的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理应得到更高的报酬、受到更多地尊敬。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他们将更被需要。
我曾担任过皇家学会会长、皇家天文学家和三一学院的院长。
那是一段繁忙的时光。作为院长，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关注学院里的助理人员，他们是学院的根基。在我珍藏的所有物品中，有一本是我从院长席位上退休时他们送的一本书。我在乡村里长大，对大自然有天然的热爱。我的父母都是老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在威尔士的边界开办了一所小的学校。他们并不怎么相信传统的公学，但我还是被送去了什鲁斯伯里公学，幸运的是在那里我接受到了很优秀的教育。
我刚到剑桥那年才18岁，那时我非常害羞。我获得了一项能让我在三一学院学习数学的奖学金。在当时我并没有特别的开心，因为我想学习的是更广的自然科学。当我成为一名研究生时，我变得快乐了，并且逐渐克服了缺乏自信的特点。我很高兴的是，现在的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
作为一名博士生，我很幸运能够进入天体物理学的领域。我加入了由Dennis Sciama领导的研究小组，他是一位启发心灵的导师。当关于宇宙大爆炸、黑洞等研究的第一个证据出现时，都是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它们打开了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新世界。我总是对研究生说，去那些会有新事物发生的领域吧，无论是新的数据、更好的仪器还是更好的计算机。
技术变革的速度是惊人的。那些在中世纪建造伊利大教堂的泥瓦匠，创建的是一座他们知道在有生之年无法完成的建筑，而这座建筑在几个世纪后仍激励着我们。我们现在已经在空间和时间上大大拓展了视野。与中世纪的祖先不同，我们无法对孙辈的生活充满信心。我们只能猜测。
值得担心的地方有两点：一是不断扩大的人口对地球施以越来越重的印记，二是我们或许无法正确地控制强大的技术。我认为像剑桥这样的大学，或许是欧洲顶尖的科学大学，是有责任利用其专业知识和召集力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评估哪些风险是真实的，以及如何减少这些风险。
科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化，也是一个广泛统一的产业。天文学尤其如此。夜空是我们环境中最一致的特征。
回溯历史，人们注视过繁星，以不同的方式对它们进行解读。在过去几十年间，随着我们对宇宙更深入地理解，夜空也变得越来越有趣。我们了解到，大多数恒星不只是闪烁的光点。它们像太阳一样被行星环绕。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星系拥有数百万像地球这样看起来适合居住的行星。让这一发现成为可能的研究不仅仅是由我这样的理论学家实现的，它还依赖于望远镜、航天器和计算机的进步。
经常有人问我是否相信上帝。这是继关于其他星球是否存在生命之外最受欢迎的问题。我的回答通常是，我是一个行动上是但内心并不相信的基督徒。立场坚定的无神论者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拒绝承认那些宗教信仰者其实既不愚蠢、也不幼稚。通过攻击主流宗教，他们削弱了原教旨主义和狂热主义的联盟。
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可以起到作用，而且科学家具有高于公民责任的特殊义务。但能源、健康、机器人等关键的社会挑战应该通过公开辩论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科学教育对每个人都很重要，而不仅仅是对专业科学家。我们需要进行全球性的、理性的以及长远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