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避免人才项目异化使用的公开信（下简称“《公开信》”），刷遍了科学界的朋友圈。基金委《公开信》中批评人才项目被异化为“头衔”和“荣誉”的现象，并声明人才项目旨在支持项目负责人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并在一定期限内完成科研任务，而非荣誉称号。
《公开信》还指出：人才项目之原意，并非为负责人贴上“永久”标签，科技界应关注负责人在资助后的进步。基金委鼓励有关部门和单位，设置更全面的人才评估标准。中国科技界的“帽子满天飞”问题，近年来频频遭遇诟病，《知识分子》此前多次发表评论和专家讨论文章，切中肯綮，引起广泛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此番国家自然基金委的表态之前，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也多次谈到科技界的人才问题——“项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等现象仍较突出；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名目繁多的评审评价让科技工作者应接不暇，人才“帽子”满天飞……要通过改革，改变以静态评价结果给人才贴上“永久牌”标签的做法……显然，“帽子问题”凸显了人才管理制度不适应科技创新需求，不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率先表态，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改革的先声。《知识分子》邀请到几位科学界人士，再次聚焦人才的“帽子”问题。“帽子”问题的实质是人才评价和科技资源分配问题，反映在科学界最容易被人诟病的地方在于，“帽子”一旦戴上，极易产生赢家通吃的效果。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星系宇宙学部副主任、“百人计划”项目负责人陈学雷提到，现在评项目往往是把不同学科，或者不同学科的不同方向放在一起混着评，导致评审的专家实际上是外行。
由于不同学科的差别极大，不能数论文，所以最后就数“帽子”。“一直都是这样执行下来，就不会有人去考虑如何更准确地评审。”陈学雷说。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谢宇也提到关于“帽子”的其他一些问题。
一是这些头衔更多是来自官方，而非学术共同体承认。第二，“帽子”偏爱受过国外博士后训练，以及评审中往往有对年龄的限制，其实是歧视的一种。“我们应该鼓励在工作中抛弃年龄、学历、居住地，自由公平竞争岗位。”谢宇说。
第三，有的学者在获得“帽子”之后，因为“帽子”所带来的一些“特权”，不再或较少受到约束，甚至不产出、造假，却没受到惩罚、被追究责任。广东某大学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行政管理者向《知识分子》表示，他从公开信中看到，基金委明确了资助的目标是项目本身，而不是负责人；人才称号不是永久标签，而是阶段性考核。“这是合理化的进步。对我们科研工作者来说也是更公平的，也是更有激励性的”，他说。
“发这样的公开信出发点是好的，但更期望基金委自己从此以身作则。”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教授马毅说。马毅认为，现在“帽子”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没有“帽子”的人，无法凭能力拿到重要的科研项目。如果评项目是靠能力，那“帽子”自然不会那么重要，大家也不会去争“帽子”了。“任何好的制度和标准的建立，主管部门自己必须以身作则。”他强调说。
谢宇也表示：“帽子”在人类社会构成中不可避免，对政府的管理和决策也非常重要。他解释道：当社会规模越来越大，我们便没有时间去充分了解某一个人，此时就要依靠名誉、头衔这样的线索来推断关于某人的信息。“帽子”毕竟也是经过专家评审，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公正性，管理者们更是需要这些线索来辅助决策。
同时，以“帽子”引才，成了高校看得见的政绩，比如学科评估、申请项目等等都需要看“帽子”，某种程度上，“帽子”成了机构学术能力的表征，由此导致各类考核考评中数“帽子”的简单化做法。
谢宇也强调，要警惕对这些线索的滥用：“帽子”在统计学上有意义，但不能精准地反映个人的能力和贡献。因此，对个人的评估手段必须多元化。香港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原中科院物理所“百人计划”入选者戴希，也认为目前人才评估标准单一。他表示，中国大学教授的待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偏低，为了吸引国外人才回归，也为留住自己培养的部分优秀人才，必须给予少数人特殊待遇。
“但如何公平地鉴定谁是人才呢？这些国家层面上评选出来的帽子们，就成为天然存在的客观标准”，戴希说道，“但问题是，用全国统一的标尺去衡量不同学科，不同地域和不同单位，也许可以做到客观，但很难做到合理。这对科技界内部生态多样性的建立也很不利。一个创新社会的建立，离不开这种多样性，千篇一律是创新的天敌。”
在科技界，有“帽子”的人往往资历较深，对于资源分配的话语权更大，而初出茅庐的青年科学家为了争取资源，不得不在追逐帽子的过程中，分散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成为受害者。中国科学院大学卡弗里理论科学研究所所长张富春告诉《知识分子》，当前引进和激励青年人才的奖励政策有“四青”——中组部的青年千人计划、基金委的优秀青年、教育部的青年长江、以及万人计划中的青年拔尖人才——这些计划在过去一定时期都起了正面作用。
现在来看，名目太多，挤占了青年学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位人大朋友告诉我，过去一年人大仅申请长江学者或青年长江学者就有90位，每位申请者平均花一个月的时间准备材料，结果是百分之十的人取得了荣誉。”张富春说，很多青年获得了青千，还要申请其他的人才计划，学校和研究所也鼓励他们再申请，因为学校视四青数目为学校质量的重要标准。
张富春对此感到可惜：建设创新型国家，应该大力鼓励创新，让年轻人集中精力创新，而不是花太多时间申请这些。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此前在《知识分子》发表文章认为：“人才计划问题的异化看上去是帽子、票子、位子的问题，归根结底却是分配制度的问题。”他认为，现在高校、研究院所的绩效薪酬制度既不适应高校、也不适应人才市场。同时，国家对机关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大一统的薪酬政策。
高校、科研院所难以形成体现本行业特征和具有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薪酬制度，这就迫使着“帽子”不断演变为位子、票子的砝码。陈学雷向《知识分子》表示，各种人才计划一开始都是以引进人才为目的实施的，现在国内研究水平会越来越好，我们就需要考虑这种针对部分学者的激励政策是否合理。“现在收入差距变得很大，低的非常低，高的非常高，而且收入高的还经常被挖来挖去，跳来跳去。”他说。
张富春也建议：把“四青”整合为“一青”，平等对待国内培养和海归青年人才。“青千计划总体是成功的，引进了成千上万名优秀学子从海外回国。但是这个政策把国内和海外的青年人才截然分开。我们有一些研究所、大学已经是国际水平了，拟应同等对待。”张富春说。陈学雷还提到，我们缺乏备用的评估标准。他说：“我们国家现在的特点就是管理权和经费都在管理部门手上。
如果从长远来说，应该是逐渐淡化管理权限，把一些决策权下放到研究所或者是一些专门的科学家，比如说通过制定规划，成立学术委员会，通过这些方式来逐渐改善评估。当然，从目前来说，权力基本上都还是集中在政府层面。”
戴希也认为帽子问题的根源是体制上的。他认为主管部门对基层单位的各类评估和检查过于密集。这些活动导致了按照帽子大小和多少，来进行利益分配的格局。“不在根本上改变这一点，科技界的帽子问题就跟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一样，很难得到根治。”戴希说。邸利会、李可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