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园的游乐场中，如果你留心观察那些玩耍嬉戏的孩子，迟早会遇到某个跑来跑去的孩子不小心跌倒在地的情况。这个孩子或许会出现片刻的沉默。但紧接着就会环顾四周寻试图找寻些什么，当瞥见自己的家长时，最终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哭声。这个孩子哭的顺序并非意外，这是一个信号。这样，才能让正低头看书的家长在听到哭声后抬起头来，并立即冲过去进行安抚。在未发一字的情况下，孩子成功得吸引了可减轻自己痛苦的人的注意力。
痛苦为什么会存在？它在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而它的生物功能却更加令人好奇。痛苦不同于纯粹的伤害感受——一种能够感知并远离毒性刺激的过程。但是，痛苦并非仅仅是一种记录我们应该避开的事物的标记而存于我们的认知中。它自身就是一种体验，是一些我们能主观感受到的东西。我们内心对痛苦的感受，会通过表达而成为外部社会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能轻易地接受非言语类的情感交流，并且深知这种交流能带来的益处，例如安慰。
但是，当遭受痛苦的是非人类的其他动物时，科学家们却倾向于认为这仅仅是被伤害而产生的副产品。而将痛苦的目的看作是动物之间的一种信号，则会上升到将动物拟人化的问题。
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非人类对痛苦的表现具有深刻而固有的交流价值。以羊羔或小鼠宝宝的哭声为例，这能为它们赢得来自母亲的安抚和舔舐。又或者，吱吱作响和扭动的老鼠能吸引其他老鼠的注意。
这种关注与安慰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伤害的不良感受，这种现象被称为社会缓冲。当羊羔在经历痛苦的过程时，如果附近有它的母亲或其兄弟在的话，它会比只有只身一羊的情况更不易激动；在老鼠身上也出现了类似的经历。这并不是说传播痛苦得到的反应总是引发关怀。有时候，当大鼠看见其他大鼠痛苦的面部表情时，会做出逃离的表现，或许是因为目睹痛苦会令它们太过于焦虑不安。
同样，羊会用头来顶撞那些表现出痛苦的同伴，这也许是为了阻止它们吸引掠食者的注意。
这就是将伤痛显示出来的一个缺点——这是一种既能够吸引朋友、也可以吸引敌人的信号。更加微妙的痛苦表达，例如通过面部表情，或许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例如面部表现出怪相既能将痛苦的信息传递给附近的同伴，但又不会将其立即暴露给潜伏在灌木丛中的掠食者。事实上，许多能在面部表现出痛苦的动物，如兔子、老鼠或绵羊，都是易受攻击的猎物。
那么，为什么动物会注意其他动物是否痛苦呢？最简单的原因是，这种行为非常的不正常，是一种能在日常背景下脱颖而出的简单刺激。另一种更合理的解释是，关注他人的痛苦能获得一些收益。正如动物在物理环境中寻找有关食物或威胁的位置信息一样，对社会环境的关注可让它们收集到与即刻、过去和未来情景有关的信息。
比如说，某个动物因落入洞中而受到伤害，其他动物就能学会规避这种危险。
它们能从其他动物表达出的不适感中推断出潜在的危险。恒河猴、斑马鱼、地松鼠和土拨鼠等许多动物，就能从对同伴经受痛苦的观察中学到经验。还有一些动物只需见证过一次痛苦就可从中吸取教训。那么为什么不能把非人类的痛苦看作是一种交流呢？部分原因是源自于笛卡尔的关于心灵与身体的分离信念的一种遗留，在这种信念中，动物被认为不具有思想。还有一个事实是，其他动物的世界体验与我们完全不同。
我们可以知道朋友的痛苦表现之下的含义，因为我们也有过相同的经历，所以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但动物的苦痛对我们来说更加陌生，所以很难将自己置于它们的处境。
第三个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把握非人类的动物反应背后的机制和可能的精神状态。我们知道有一些物种具有动机驱动的行为能力，而这些都与感官记忆、情绪记忆和大脑中的学习区域有关。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动物能对某种情况进行深思熟虑过地评估并做出决定的程度。
长久以来，痛苦行为一直在进化或适应性方面被解释为动物逃跑、愈合并因此存活下来的一种方式。这种令人不愉悦的情绪体验充当了警报的作用，能向物种发送信号，以阻止它们正在做的事情，并使它们逃离当前的情境。特定的行为，比如舔或揉，可以通过干扰发送给大脑的疼痛信号来减少不愉悦感，足以让动物自己决心逃脱。一旦安全之后，躺下或保护受伤部位可防止进一步受到伤或避免新复原的组织遭受损害。
如果动物学会将这种负面经历与特定地点、事件或刺激联系起来，那么它们所受到的伤害就能帮助它们在未来规避危险的情况。如果痛苦已经演变得具有交流用途，那么群居动物应该比独居动物更多地表现出痛苦，因为群居动物具有可以交流的对象。而且，自然选择也应该更有利于诚实的行为，而不是操纵性的行为，因为表现出痛苦具有将自己的弱点暴露给掠夺者的风险。这些想法都仍待被彻底检验。
没有任何对痛苦行为的潜在适应性解释是相互排斥的；只是科学家还没有很深入地思考交流理论。认真的将痛苦视作为一种社交信号，意味着真正地抛弃笛卡儿的旧观点——不再将动物视为只是一个“黑盒子”，而是研究它们生物电路中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