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所有的律师！” 这样一句充满杀气的话，真的是莎士比亚说的吗？是的，准确地说，是他写的。这句话，出自历史剧《亨利六世》中的屠夫DICK。DICK是叛乱首领凯德的跟班，想自立为王的凯德，向老百姓进行富有煽动性的演说，他说：“我亲爱的百姓们，我感谢你们！我要取消货币，大家的吃喝都由我来承担。我要大家都穿上相同的服饰，这样大家就能够和睦相处，像兄弟一样，同时拥戴我做大家的主上。
” 这时，DICK谄媚地接着说：“我们要做的最紧要的事情，就是杀死所有律师。” 凯德随即表示赞同：“对，这是我必须要做到的。”莎翁让屠夫说出杀死律师的话，到底是何用意？谜底揭开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现代律师制度的前世今生。现代律师制度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当时古罗马人发展了复杂的成文法典以及诉讼制度，包括辩护律师制度，后来都被近代西方法律体系所继承。
由于城邦社会重视法治及程序保障，古罗马时代的律师享有相当崇高的地位。许多元老院议员都曾操此业，其中最著名者当推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Cicero）。共和制时期的古罗马（公元前510或509～前30）的诉讼，必须根据执政官或法务官的告示，按法定的手续进行。
由于法律和告示不断增多，日趋复杂，当事人在诉讼中，特别是在法庭进行辩论时，需要熟悉法律的人协助，因此，从共和制末期到帝国制初期（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辩护人应运而生。至公元5世纪末，充当辩护人的人员，须在主要城市学过法律，取得资格。他们逐渐形成行业，组成自己的职业团体，成为专职律师。欧洲封建社会时期，教会把持法庭和宗教。律师的作用一度消失，教士是唯一可以发表言论的群体。
后伴随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欧洲的经济、社会、法律快速发展，教会逐渐衰弱。为了在各种纷争中维护自己的权益，古老的律师制度再度焕发生机，并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社会经济生活日新月异，各种法律法规层出不穷，如果不是专业人员，很难搞清楚其中的内容和相互联系。不论是民事、商事领域的谈判磋商，还是刑事犯罪领域的辩护技巧，一个法律门外汉都无法应对。
前者的失败，常常带来巨额的经济损失和企业风险；后者的失败，却是生命或者自由的丧失。也许是看到了律师的非凡作用，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律师业的发展。《法国民法典》的四名起草者，无一例外都是律师，足见律师在法国的地位和影响力。相比之下，我国的历史发展情况非常不一样。
传说，古代自蚩尤造法，皋陶实行法律以来，行政和司法一体，各地地方官员既是一方行政管理、税收收缴的官员，也是掌管司法诉讼的法官。作奸犯科者被缉拿归案后，只能独自面对高高在上的大老爷的询问，在这个过程中，毫无法律知识的被告，跟拥有强大行政和司法权威的官员根本不在一个等量级上，不时出现冤假错案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日臻完善，民间出现了一些人，他们擅长撰写诉状，熟悉司法程序，甚至熟识官府衙门里面的办事人员。他们能为打官司的人提供专业帮助：起草诉状、谋划诉讼策略、疏通人脉关系。这些人被称为讼师。但是，讼师的地位从未得到官方的承认，有时还受到官府的打压。清朝嘉庆年间，就曾有讼师被冠以“讼棍”之名，遭到刺面发配边疆的处罚。
中国古代也有“律师”之名，指的是熟悉佛经教义的人，和现代社会的律师，风马牛不相及。中国的现代律师制度是随着清末沈家本的变法修律活动而产生的。中国老百姓终于可以在公堂之上，抬头跟官老爷争辩高下了。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自清末修律，到民国期间的立法，中国的律师制度逐渐确立，并涌现出许多个性鲜明、侠肝义胆的大律师。比如，章士钊，他曾任北洋军阀政府高官，后来被罢免，随即在上海挂牌当律师。
1927年，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威望，为营救李大钊多方奔走。1932年，他又主动代理陈独秀等人的案件，为陈独秀做无罪辩护。其辩护稿件慷慨陈词，文气逼人，一时间各大报馆争相转载。又比如，吴凯声，他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1927年，国民党政府逮捕了陈延年、陈赓和廖承志。身为国民党员的吴凯声却以“无罪推定”原则为突破口，进行辩护，使廖承志获得释放。
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威望，保护陈赓免受进一步迫害。事后，陈赓表示了对吴凯声的钦佩，评价他为“维护正义，震惊中外”。从律师制度的发展可以了解，律师是一群不被官府所喜欢的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当事人的利益，提供法律专业帮助，甚至利用一些技巧，从而赢得胜利。屠夫DICK说出的 “杀死所有的律师” 这句话，不正是表达了叛乱首领凯德和他的党羽对律师的忌惮和厌恶吗？
凯德和DICK是规则的破坏者，他们想用非常手段煽动百姓跟随他们叛乱，以便从中获利。而律师们，是规则的维护者，他们冷静、客观，发现了凯德之流的野心。莎士比亚让恶棍DICK说出“杀死所有律师”这句话，正是用他独特的反讽笔调来突出律师的作用，律师不能被杀死，他们是维护社会规则，追求和实现公平正义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