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丙郁先生是海内外闻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继李约瑟博士担任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长达12年。2014年何先生去世前向家人表达过捐助中国科学史事业的愿望，最近何师母冯美瑶女士及其家人联络李约瑟研究所梅建军所长并汇款50万英镑。2018年6月9日，藉李约瑟研究所之友联谊会在北京科技大学成立之际，以何先生捐款为基础的何丙郁奖学金正式启动。
何丙郁先生1926年生于马来亚一个叫甲板的小镇，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父亲从广东军界退出后移居南洋舌耕为业，用粤语教《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还有艰深一点的《四书》和《左传》；他也从父亲的藏书中读到汤姆生的《汉译科学大纲》，并由此启发了自己对科学的兴趣。生活在一个华、马混杂的地区，父亲曾以《孟子·梁惠王下》的“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为训，告诫他要博采众长，尊重当地文化。
七岁那年，父亲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他送到当地的英语学校去读书。何丙郁先生后来认为中国人的“学以致用”和西方的“为知识而知识”是可以相容的，这与他早年生长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以及父亲教导他要宽容地看待异质文明是有关系的。
成年以后，至少有三次重大的选择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第一次是1952年博士论文的方向和题目。
当时何丙郁先生已是位于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物理系副讲师，在气流测量方面做过一些很好的工作并参与指导核物理课程的实验。这一年他在英国《暖气与空调设备工程学会学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内中提出一个关于温度、湿度和气流对居民舒适影响的公式。但是不久他就对这种工作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因为他意识到个人的感觉是不好用物理参数来衡量的。
也正是在此时，兼任文学院院长的数学家奥本涵，听到他在学校数学会所作的一个有关中国古代三次方程的演讲，遂建议他转向研究中国科学史，这样在理学院注册的何先生就跨系师从文学院院长从事《晋书·天文志》的研究，并因缘际会地结识了李约瑟博士。
第二次是1963年接受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聘请出任中文系主任和讲座教授。
这时何丙郁先生在学术界已站稳脚跟，当年担任其博士论文校外答辩委员的两位学者——李约瑟和哈特讷，都想将他罗致身边，而何丙郁在剑桥访问两年之后回到新加坡，被任命为该校仅有的两个“Reader”之一，并在物理系开设科学史课程。在剑桥的时候，何丙郁亦曾旁听固体物理学课程——由于不久前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热门的科目，也曾有过同几位顶尖科学家打交道的机会。
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想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而且阅历越深标准就应该越高。
第三次是1990年接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一职。此时何丙郁已是世界知名的学者，在澳大利亚享有优厚的讲座教授待遇，在海峡两岸、东南亚和日、韩都有很高的人望，跑到剑桥当一名无薪所长，除了筹钱维系研究所的生存之外，还要应付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应该说是一件极为棘手而于个人得不偿失的工作。
考虑到李约瑟本人和各方面人士的信任，更为了使老博士在西方开创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薪火相传，何丙郁毅然接受了这一职位，在剑桥当了12年的义工。
何丙郁先生对推动中国大陆科学史家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那是在文革结束不久的1978年，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聚会中，何丙郁先生向在场的夏鼐、席泽宗等学者提出：自1956年竺可桢、李俨等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之后，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科学史舞台几乎失去踪迹；又言及多次听到李约瑟为此表示遗憾，因此提议组织一个国际性的中国科学史系列会议。在场的学者立即拍手赞成并一致推举何丙郁先生在海外首办。
何丙郁先生计划到香港赴任后即行推进这一计划，而此时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李倍始正好争取到一笔开会的经费，何先生就把首届会议组织者的名份让给了李倍始，并建议他使用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这一名称，那是1982年8月的事情。何丙郁先生则于1981年4月只身赴港履新，并于1983年12月在香港大学举办了第二届ICHSC会议，何丙郁先生为此会的召开而操劳不遗余力，书中也有一些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