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亚洲早期经济发达地区，如香港、台湾、韩国之后，中国大陆的家庭也纷纷加入培养小留学生的大流。根据全球化智库（CCG）收集的数据显示，2015-2016学年在美留学的中学生中来自中国大陆的达到33275人，占美国该学年国际中学生总量的41%，较2012-2013学年增长了48%。
这个数字在这两年依然有只增不减的可能性：《纽约时报杂志》提到，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资产超过百万的家庭中有83%打算把子女送出国，这些出国子女的平均年龄首次降至读高中的年龄（16岁）。中国留学生占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国际中学生的比例分别为55%、23%和54%。加拿大国际教育局的数据显示，半数以上的留学生计划毕业后在加拿大获取“绿卡”。
中学留学更多地选择美、加、澳这样的移民国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群体的移民倾向。
在规划孩子的国际“远大前程”中，有一个无论家庭经济实力如何都要经历的纠结，那就是如何放弃最普通却最珍贵的：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不管孩子单独出国或是陪读家长跟随出国，一家人不可避免地被距离和时差分割成了跨国家庭。从中学到研究生毕业往往需要近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漫长而未知的留学道路会将家庭带向何方？
夫妻之间、代际之间又会如何承受孩子成人过程中家庭亲密时光的缺失？本文浅谈1980年代以来为孩子的教育而天各一方的跨国家庭，希望带给大众对“有钱送小孩子出国的家庭”更感性的认识。
“宇航员家庭”这个名词是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台跨国家庭的称呼。
尤其在九十年代，香港和台湾的大学数量有限，招生数量相对于学龄青少年总数极为短缺，18岁青少年人群中大学的入学率台湾只有8%，香港只有10%，而就业竞争异常激烈。许多中产家庭考虑到，与其投入大量精力争取一个当地普通大学的名额，不如移民到加拿大和美国，付出同样的努力很有可能得到的是北美名校的录取机会。而欧美大学的文凭也会为孩子回港台就业带来优势。
因此，稍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在孩子中学时期甚至更早就开始规划下一代的海外求学大计。1991年台湾《中国时报》开展对一千户家庭的电话问卷结果显示五户家庭中就有一户打算送孩子出国。当年的港台家庭主要通过投资移民为全家人办理永居或海外国籍，这样的好处是子女可以免费享受当地教育资源。
长期从事跨国家庭研究的学者、牛津大学的Johanna Waters博士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观察到，虽然这些家庭的成员都持有双重国籍/绿卡，但父亲们扮演的是“失踪”的角色。因为他们在移民最初短期停留后又回到香港经营事业，为在国外的子女和配偶提供经济来源。除了极少的“陪读爸爸”，通常情况下是“陪读妈妈”居多，其中不乏从事高端职业的女性辞职陪孩子出国读书。爸爸们会不定期往返于太平洋两岸。
因为经常做“空中飞人”，被戏称为“宇航员”，这样的跨国家庭也被称为“宇航员家庭”。这种情况下虽然母亲能时刻在身边督促孩子的学业，但这也意味着夫妻之间的长久分离。八年后Waters再次回访那些家庭，发现孩子的学业经历了或惊喜或失望的曲折，而夫妻之间却形成了无法弥补的鸿沟。其中的矛盾、未知和渐行渐远让旁观者不禁疑问：这样的牺牲是否值得？
Waters在1999年调查时发现，在温哥华的一处富人区中一位上中学的香港女孩独自一人生活。女孩说，一开始她和妈妈、哥哥一起移民到温哥华，爸爸在香港当律师，每年假期过来团聚一个月。但三、四年前在上高中的哥哥突然宣布不想在加拿大上大学，想去英国学习法律，因此妈妈陪哥哥回香港念英式体制下的高中课程。
在诉说的过程中，女孩表示很喜欢这几年一个人的生活，“妈妈不在身边，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自己拿主意，这样很快就变得独立了！”像这位中学女孩一样独自在欧美留学的孩子被称为“降落伞孩子”。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的港台教育移民中相对“宇航员家庭”要少见得多——父母因为各种原因将一个或几个孩子留在国外，自己回国。孩子们一般有着优越的物质条件，但父母远程雇的保姆和家教代替不了家长在身边的监督。
Waters观察到，相比骨肉分离的思念，“降落伞孩子”在学生时代更兴奋于脱离父母管束的自由，与之相伴的是高逃学率，连基本的家庭作业都很难完成。这样的家庭故事并没有朝着当初送孩子出国时的美好景愿发展。
韩国中产家庭为孩子的教育资源投身跨国家庭的潮流要晚于港台家庭，但它的增长速度惊人。根据韩国教育开发院的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4年小学和中学生出国留学的数字增长了10倍以上。
这与韩国九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产业转型和社会“西化”的大环境分不开。加上韩国中小学教育应试的压力和苛刻程度较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韩国留学的低龄化严重。母亲陪读，父亲在国内努力挣钱成了韩国跨国家庭的典型模式。每到寒暑假，妈妈们带着孩子回到韩国与爸爸团聚。等到开学，他们又回到海外继续上学。像迁徙的大雁一样飞来飞去。“大雁家庭”的经济条件总体来讲没有“宇航员家庭”那样有优渥。
爸爸们的职业既有企业家、教授，也包括工薪阶层。经济实力的不同影响了对留学目的地的选择，虽然北美是首选，但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也因为性价比高受到中等收入家庭的青睐。经济水平更深一层的影响是“大雁家庭”的家庭关系。高收入家长可以随时出国与家人团聚，这样的“大雁爸爸”又被称为“雄鹰爸爸”，而经济不宽裕的家长甚至在孩子的整个留学过程都不曾踏出韩国一步，他们又称“企鹅爸爸”。
大雁在韩国有“忠贞之鸟”的隐喻，因此对于“大雁家庭”的称呼也含有对长期分离的韩国夫妻的比喻。Esther Chang在2013年对居住在美国和新西兰的153名韩国“大雁妈妈”的心理健康程度进行了调查，她发现虽然韩国家庭也深受儒家思想强调母职的影响，但对于“大雁妈妈”们来讲，相比孩子的学习成绩，与远在韩国的丈夫的关系才是影响她们在海外生活幸福度最重要的因素。
然而丈夫和妻子远隔重洋，分别面对着不同形式的压力：一方是韩国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压力，另一方是在陌生国度照顾孩子生活学业的辛勤和孤独感。在双方无法很好地沟通扶持的情况下，“大雁家庭”最终“劳燕分飞”的结局不断上演。
随着国内教育资源竞争越来越激烈，出国留学门槛的降低，越来越多的高中产阶级家庭毅然为孩子选择脱离国内高考体制。这变相地将教育资源竞争的对象从国内转移到了国际。
在进入海外名校的竞争中，较早地到国外中学就读被许多有经济实力的家庭认为是“赢在起跑线”上的有效策略。因此，小小年纪离开父母漂洋过海开始漫长求学历程的孩子迅速地多了起来。同时，留学的意义越来越多地扩展到文凭之外的长远“收获”。比如，培养孩子国际化视野和气质，获得西方国家的“绿卡”，甚至索性为孩子的下一代能在国外成长做准备。“小留学生”的父母们通常是正值事业中期的企业高管、私营企业主、或专业人士。
他们需要专心经营国内的事业，因为这往往是支持孩子海外成功大计的经济保障。所以一家人一起搬离中国的情况非常罕见。中国大陆女性就业率高，许多小留学生的学业要父母双方的收入才能支持。最常见的形式是孩子独自出国并委托专业机构做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安排寄宿在学校或当地家庭里。这种形式促成了监护人机构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海外“机构”扮演了父母的角色，比如派员工参加学校的家长会，在长短假期安排孩子的住宿，甚至受国内父母“遥控”在孩子生日时陪去游乐园。当然这些陪伴服务是明码标价的。不过如今，因为即时通讯技术和交通的发达，这些来自大陆的“小留学生”和其父母之间的互动和亲情在时间、距离、跨国流动的影响下会经历怎样的“变”与“不变”，还是个未知数。
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在他的著作《他者中的华人》里写道：“至少在过去五个世纪，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家庭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一直绵延不绝。家庭的空间延伸，用中国北方的说法，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并不等于说全家人居住在同一地理空间。‘在家里’（就一个人的责任和期待而言）并不因为这个人实际上可能住在离家百里、千里甚至万里之外的地方而受阻。
反之，如果说‘不在一起’，那就可能意味着尽管同住一地，却各自分灶做饭”。
在全球资源经历着新一轮的配置和竞争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如小舟一般沉浮于大洋的不同区域。为了更广阔的海面，离开熟悉但拥挤的港湾，驶向未知的远方，对每一个家庭来讲都需要勇气和决心。也许对于年轻的父母和年幼的小留学生来讲，在大洋彼岸“共同”面对这个挑战，也是一种“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