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生活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生活处处皆美，也皆学问。对美的欣赏，只要留心观察和思考，习惯成自然，便不至于“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对学问的探寻，不同人则有不同的方式。就像在《丈量世界》里，亚历山大‧封‧洪堡亲身登高山、涉险滩，卡尔‧费德烈‧高斯只在内心世界中孜孜以求，但两人却完成了同样的伟大探索。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身边的小事着眼，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身边的事物，去感受它们可能带来的不同感触。比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李泉在今年《我是歌手》节目中演唱的《Sunny II》，会发现这里面充满了很多科学哲理；再比如，将我们的思绪扩展一下，《醉玲珑》这部电视剧就好像是在讲平行宇宙和时间倒流的问题。
各种影视剧中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台词，“别人心里已经认定的事情，再解释又有何用？
”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当然，我不是想去探讨影视剧中冲突框架的建构问题，而是想借题发挥，用庖丁解牛的方式，以上面提到的台词为契机，谈谈如何做科学传播的问题。为什么某些人心里会认定某些事情？这个就值得我们研究一番了。社会科学研究表明，人们会有先入之见，也就是说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信仰、态度、价值观，以及已经形成的各种知识体系去同化或抵制各种陌生的信息。
如果这些陌生信息与他们已有的价值体系相一致，那么他们可能会接受这些信息。可是一旦这些信息与已有的价值体系形成了冲突，人们便可能试图去同化这些信息；如果同化失败，那就会抵制或者漠视这些信息。这是选择性记忆的一种机制，同时也可能会导致认知失调。
此外，人们是思维或认知上的懒惰物种，在遇到信息的时候往往会调用认知捷径，也就是不太费脑子的那一部分系统。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有深入的论述。其实，在科学传播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愈发多元，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信息都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更不要说不同的信息了。这也就提出了“科学传播者要研究不同目标受众”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因人制宜”。此外就是对科学传播策略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考虑到具体的情境，比如，人们的认知状况、价值观体系、既有知识现状等等。
刻板印象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我们先前就对某个事物形成了一定的看法和评判标准，那么在日常的沟通交流当中，我们也可能会推广由此形成的观点、印象、价值观。比如，曾经在小学生的印象中，科学家都是身穿白大褂，满头白发，戴着近视眼镜，坐在实验室里，手拿各种实验设备的形象，所以小学生画出来的科学家图像也一定会是这个样子的。
而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走到公众中间，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传播科学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刻板印象，因为科学家也是“人”，也能“出得厅堂，入得厨房。”既然已经认定，再去解释是否有用？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如果你不去解释，那么结果可能会不断恶化，因为这会强化公众心中固有的认识和偏见，最后必然“积重难返”。
实际上这方面的案例也有很多，比较明显的就是转基因科学传播的问题。
很多科研人员认为公众对转基因不理解，也不愿意再费口舌去开展科学传播工作，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结果可想而知。当然，生活中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例子，在科研人员看来是小儿科的问题，公众可能并不全然知晓，甚至是存在着误解，如果不能及时加以纠正，那么这样的误解也会越来越固化。
特别是那些具有争议性的科学话题，一旦科学共同体保持沉默，必然会加深公众的各种猜测和质疑，进而损害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损害公众对科学以及科学研究人员的信任。毕竟信任不是天然的获得的，它需要培养，需要通过科学传播来实现。而一旦失去信任，重建过程要比最初的获取更加困难。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所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是一种科学精神。
当然，对公众认知偏差的纠正不仅仅需要科学知识，更需要站在公众的立场，也就是去了解公众的既有知识、价值体系等方面的因素，换位思考。这就涉及到了所谓的“缺失模型”的问题，相关研究表明，一个人掌握的科学知识越多，他的科学态度并不一定就会更积极，特别是在具体的科学议题上，这种关系可能是两极分化的。
也就是说，总体上，掌握了大量知识的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可能是积极的，但是就特定的科学相关议题来说，他们的态度则十分多元，甚至是处于两个极端。究其原因，也许正在于我们只传播了科学知识，而忽视了从公众的关切点出发，对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等方面的传播。
当然，如何改变公众心中既有的各种认知还有待于更多的研究发现，但是我们作为科学传播工作者，不能用“别人心里已经认定的事情，再解释又有何用？”这样的托词来拒绝传播科学。我们要做的，是让公众更多去了解科学精神，了解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从而形成有利于科学传播的社会环境氛围。正所谓，“能者做，不能者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