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纪念改革开放暨恢复高考40年——院士忆高考这两天，正值2018年度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期间。这一年一度为国家选拔和培养优秀后备人才的大事，涉及万千学子，也牵动着整个社会。当有家长老师送考、交警爱心护行的时候，这些怀揣梦想、充满自信的“00后”或许根本想不到，在40多年前，能有机会走进高招考场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正是震动世界、重塑中华的“改革开放”之舟起航，“恢复高考”号角吹响，为党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为无数莘莘学子燃起了“进入大学深造、学成报效国家”的希望之光。
为纪念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本报与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纪念改革开放暨恢复高考40年——院士忆高考”专题系列报道，特约请在1977年和1978年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大学的数十位两院院士发表署名文章，旨在让行进在求学路上的青年学生熟悉国家历史，学习前辈经验，把个人远大理想与国家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把自己的奋斗目标与公民的社会责任连在一起，砥砺前行，不忘初心。
陈政清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湖南大学力学专业学习。现为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湖南大学风工程试验研究中心主任。在柔性桥梁非线性设计理论和抗风理论与应用研究、结构减振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曾先后3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改革开放40年了，我们这个曾经是“一穷二白”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举国上下充满活力，各项事业欣欣向荣。每当看到如今的年轻学子为实现自己的梦想，朝气蓬勃，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学业有成，常常无比欣慰：他们赶上了国运昌盛、民族兴旺的好时代。
回想自己40多年前，当一名科学家的梦想就像天方夜谭，曾是那样的遥不可及。恢复高考，如一声惊雷，点燃了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实现梦想的激情。我的高考迟到了11年。1966年7月我高中毕业，从那年算起，到1977年10月国内各大媒体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经过了正值青春年华却近乎漫长而又无奈的11年。我1947年在湖南省湘潭市出生，善良的父母与和睦的家庭给了子女们良好教育和个人修养氛围。
从小我向往当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他们不仅学有所成，而且能造福人类。然而，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青年一样，当一名科学家的梦想突然成了泡影——1966年6月13日，我在湘潭市一中高中毕业，正复习备考，可中央决定高考推迟半年进行，而后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停课、停招。我们这一批满怀信心准备高考的学生都傻了眼，但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我们能左右得了的国家“大事”。历史似乎跟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许多人因此改写了人生。
“文革运动”折腾两年多之后，1968年12月，一纸通知，全体老三届学生都下放农村，成了“知识青年”。我被下放到岳阳市的钱粮湖农场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是一段漫长、难熬的日子，知青们大都经历了迷茫、失望与生活的艰难，我下放的岳阳钱粮湖农场，属于国营农场，经济待遇比插队落户的知青好一点，但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我下乡一年后就得了急性血吸虫病。1970年，毛主席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
国家试点首次从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但采用推荐制，与我无缘。1973年，“复出”的邓小平主抓教育，提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我似乎又看到了一线曙光，参加了考试和体检，但被告知“有血吸虫病”，失去了推荐资格。当年又出了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试行一年的考试制度又被取消，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1974年底，我结了婚，妻子是一同下乡的知青，1976年我当了父亲。那一年的10月，“四人帮”倒台了。
没想到就在孩子出生的第二年，1977年的10月21号，国家正式宣布恢复高考。这个特大喜讯激活了数百万知识青年荒芜的心田。还算幸运，我提前20天得知了这个消息。4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幕。十年来从未到过我工作的农场的母亲，赶了一天的路，从湘潭老家来了。当时我已在总场中学任教，看到母亲的身影出现在教室外时，第一反应是家里出大事了！
果然是大事，母亲郑重又坚信无疑地告诉我，“国家准备恢复高考了！”消息是来自我在湖南大学任教的大姐。尽管消息来源可靠，我仍将信将疑，11年来多次失望，我早已没有信心了。母亲这次来的使命就是将我一岁半的小孩带回老家抚养，让我专心复习。整整11年，终于等到了高考！
多年后，我们这批“老三届”相聚时谈起这一幕，有人还引用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诗句，表达当时无法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的激动心情。
与很多荒废了学习的考生相比，我算得上是天性爱知识的人。因为一是我毕业于省重点高中，学习基础扎实；二是我下乡后无论是参加劳动，还是任教，也从未放弃过学习。一路走来，环境在变，年龄在变，唯一不变的是自己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无论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我都坚持看书学习。农村夏天蚊子多，我穿上长筒胶鞋看书，曾被当作笑话在“知青”中流传。从大的历史背景下看，我算不上遭遇什么坎坷，只是走了一段曲折又漫长的路而已。
1971年春，我被“选拔”到农场的七分场中学当初中教师，1973年9月又提拔为总场中学高中教师。由于老师少，学校哪门课缺老师就安排我教哪门。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我都教过。就这样，我利用教书的机会，阅读了大量书籍，不仅自学完了大学的高等数学、无线电基础等课程，连每天必读的马克思主义，我也能讲得出一两个道道。我经常自我调侃，“‘文革’十年，我是读了一个文科大专”。
因此，经过这么多年的知识储备，我自信高考绝对没问题。终于有机会去实现读大学的梦想了，1977年11月填报志愿，我在报名表上郑重地填下“复旦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和“湖南大学半导体专业”。之后，我就一边当着高考补习班的老师，一边作高考前的自我复习。一个多月后的冬天，我和我教过的学生一起走进了高考的考场。那年高考语文题的难度，实在连今天的初中都不如。
记得很清楚，第一道题是把一句拼音写成汉字，就是《毛主席语录》中的一句话：“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可是有的人除了写“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外，就写不出更多的话来，可见“文革运动”真是革了文化的命，很多人没能好好读书。那年的数学试卷中有一道几何题，我任教多年，偏偏没教过几何，有些生疏，最后是用解析几何的方法做出来的，算是有惊无险。
数学附加题是一道高等数学基础题，我自学过高等数学，很容易就做出来了。成绩出来后，大家都知道那个农场老师的数学成绩考了岳阳地区第一名，我自己也没想到。记得考完数学后，考场上的人一场比一场少。高考停了这么多年，谁都不知道高考怎么回事，很多人根本没来得及复习，多数抱着这样的心理：今年先试一下，不行明年再考。
终于，我等来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录取“湖南大学力学专业”。整个农场都传开了，不少人来道贺，但是我有些悻然：为什么数学考第一，复旦没有录取我？为什么湖南大学没有把我录取到半导体专业？后来，从各个渠道知道，当时认为年纪大的考生今后发展潜力不大，录取偏严。加之我眼睛体检“色弱”，所以被录到了力学系。尽管不是梦想的专业，但年龄不允许我再有选择的机会，从此开始了我与湖大40年的缘分。
1978年3月入校时我已经30岁了，是全班年龄最大的同学，还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跨入大学校门，面对年龄比我小许多的同学，我也曾常常感叹，惋惜流逝的时光。但那曾经遥不可及的科学家梦想却逼着我和时间赛跑，咬着牙也要把时间赢回来！
进到大学课堂，大家都十分珍惜这迟来的学习机会，当时感到时不我待的不止我一个人，而是历经艰辛终于得以改变命运的这一代人。高考恢复改变了以往许多人听天由命的观念，大家都觉得有了盼头，也有了奋斗的目标，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所以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种知识。当时学习上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学英语。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几乎没有学校开设英语课程，大学都是从零开始。
回忆起来，当时的湖南大学学英语有三个“最”。一是每晚8点半开始“最安静”。由于改革开放了，收听“美国之音”英语会话节目不再是违禁，其中的《英语900句》就成了那个资料匮乏的时代，大学生学英语的宝典。每晚8点半，整栋楼可以听到各式收音机发出的欢快开场音乐《音乐瞬间》，紧接着就是“欢迎各位收听由何丽达主持播讲的《英语900句》”。节目的那段时间里，整栋楼除了广播，听不到别的声音，连走廊里也看不到有人。
二是每周日晚电影场有五分钟“最热闹”。当时大学生们周末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电影。大操场上架一个高大的电影幕布，大家搬个凳子，买张一毛钱的电影票。那时只有一台放映机，一场电影至少要换一次胶片，换片时间有五分钟。每到换片时，大家赶紧拿出英语书读，整个操场一片英语朗读声，那场景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甚为壮观！三是每天排队打饭时“最长龙”。当时粮食定量，饭菜票分开，食堂买饭速度很慢，每个窗口都要排长队。
于是在湖大的学生食堂，每天都可以看到一手拿着饭盒，一手拿英语书的排队“长龙”。
比起其他的同学，我学英语除了年龄大，还有一种特别的困难。因为有神经性耳聋，高音频的音标听不太清楚，第一堂英语课几乎没有听懂教授的一句话，当时非常恐慌。为此，只好咬牙花“巨资”买了一个小收音机，连睡觉都戴着耳机听，一个星期后才开始听懂课。英语书不离手更是标准配置，每晚10点熄灯后在路灯下看半小时，每天早上6点起床晨读一小时。四年坚持下来，学习英语不再是难题。
随着时间推移和学习的深入，对力学专业也越来越喜爱了，开始领略到力学科学的无穷奥妙。在湖南大学的7年期间，师从当时被誉为国内塑性力学“三巨头”之一的熊祝华教授和结构力学的王磊教授，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学位。那时研究生像大熊猫一样珍贵，我也没有忙于去找工作和赚钱。到1984年，又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固体力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清华大学杜庆华教授（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嵇醒教授。
等到博士毕业时，我已经40岁了，却还想继续学习。1991年，英国有一个面向中国政府的专项资助项目，我顺利地通过了由英方组织的考试，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期间，学习到了结构抗风与减振的最前沿科研成果。从1977年算起，用了15年时间完成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工作者必需的教育与训练。
因为40年前的那次高考，自己有幸进入湖南大学学习，真正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机会，儿时的梦想，终于在“而立”之年扬起了风帆。当时在讲台上授课的都是非常有名的老师。如熊祝华教授，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但师生感情非常亲近。30多年过后，我去看望他，听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已经90岁的熊老师竟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依然像当年教学时一样勉励我。这一切都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