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情人节，当爱侣们相拥在玫瑰花与巧克力的馥郁中时，喋血事件再度爆发，只不过这一次，无辜丧命的不是传说中的圣瓦伦汀，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都会区帕克兰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17名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这起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死伤最严重的高中枪击事件再次挑动了社会各界的敏感神经。
自特朗普决计竞逐白宫之年起，美国的枪击死亡率直线上升，关于枪支“防身”不成反“妨身”的诟病随之铺天盖地，拥抢究竟是瘟疫还是救赎，亦不断在每个美国公民的灵魂深处形成拷问。不无夸张地说，枪殇作为长期困扰美国社会的痛点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试图回顾该问题，恰如欲同美国历史、制度和社会环境展开一次面对面的倾心交谈。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美国那般自正式建国之前便同枪支结下不解之缘。
在蛮荒不堪、野兽横行的新大陆，枪和火器是走下“五月花”号的清教徒们抵御死亡、寒冷、饥饿，于逆境中落地生根的“护身符”。当英国政府的苛捐杂税、作威作福令美国先民忍无可忍时，枪支是他们在莱克星顿、萨拉托加、约克敦以少胜多、以弱克强，令英军闻风丧胆进而赢得民族独立的“法宝”。
在之后的西进运动、南北战争、废奴运动中，枪支也屡屡发挥巨大作用，不仅将美国的疆界从大西洋西岸一路推进至太平洋东岸，更修复了国内政治裂痕，废除了奴隶制度，为美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扫清了障碍。于是，枪支在谱写“山巅之城”的荣光时也实现了从工具到价值乃至文化的跨越，被世代美国人奉为自由权之载体、秩序之象征和保守主义的图腾。
尽管枪支带来的美式“荣光”还镌刻在历史典籍之中，但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枪支的负面社会效应不断放大，全民持枪对公共安全造成的严重威胁有目共睹。2017年，全美共发生61089起枪击事件，导致15549人命丧枪口，31058人受伤。2018年，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已爆发大规模枪击案48起，3081人殒命，5343人受伤。
回首过往，过去50年间超过150万美国人的死与枪支有关，该数字甚至比1775～2017年间，美军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9·11后的全球反恐行动等大大小小战事中的死亡总人数还要多出33万。放眼世界，美国是拥抢人数最多的国家，大概每10人中就有4人拥有或家中有人备枪。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枪杀率高居榜首，美国人因枪击遭遇不测的概率是英国人的51倍。
大体来看，目前美国的枪击案分为三类：（1）自杀类。每年约有2.1万个美国人饮弹自尽，平均每天58人，其中老年男性、白人、退伍军人均属高危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儿童用枪结束自己生命的情况比10年前增加了70％，如今每年大约有500个孩子因此死于非命，而他们当中的80％都使用了自家枪支。（2）过失误射类。2006～2016年，多达6885个美国人因意外枪击丧命，死者中不满25岁的居多。
青少年甚至儿童成为此类枪击案主要受害群体的原因较为复杂，与该年龄段本身易冲动、对枪支不甚了解却怀有天然好奇感等特点有关，而家庭购买枪支且未能妥善保管、缺乏必要的枪支安全教育和使用指南也不容忽视。（3）蓄意谋杀类。相较于前两种，此类往往波及面广，死伤更为严重，枪手作案后亦有可能选择相同方式自行了断。
2017年以来，震惊世界的拉斯维加斯露天乡村音乐节惨剧、德克萨斯州萨瑟兰泉教堂枪击案及前文提及的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均属此类。
鉴于枪支在美国人心目中兼具神圣意味和危险气息，加之第二修正案语意模糊，故而就如何解读和援引此条款，出现了“公共权利说”和“个人权利说”两种论调。前者视第二修正案为英美历史上民兵传统的继承，是各州有权集结力量对抗中央政府暴政的宪制安排。
故而在强调民兵组织必要性之后的枪权论述显然是一种集体武装权利，不可把其适用范围肆意延展至个人层面。换言之，不具民兵身份的民众，他们的持枪权不在宪法保护之内，控枪甚至彻底禁枪都无所谓违宪。后者则坚信“奴役人民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令他们解除武装”，认为修正案中的两句话用逗号分隔并不意味着仅保护民兵的拥抢权，其本质在于兼论集体武装与个人拥枪的重要性。于是，天赋枪权且受宪法保护是这一派顺理成章的结论。
拥枪和控枪两派经年累月争执不休、难分伯仲，撇开法理层面的咬文嚼字和政治精英角力不谈，联邦和各州都无法对经常登上各大媒体头条的枪击案和死亡人数熟视无睹。
事实上，自1837年佐治亚通过第一部禁止手枪的法律开始，控枪或禁枪一直都是部分立法者的夙愿，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大概每30年美国社会便会掀起一场控枪热潮，联邦政府出台了包括《1934年全国枪支法》《1938年联邦火器法》《1968年枪支管制法》《1990校区禁枪法案》《布雷迪防止手枪暴力法》（1993）《联邦攻击性武器禁令》(1994)在内的几部重要控枪法令，对枪支购买者需要背景调查、禁止部分攻击性武器的制造和出售、校区方圆1000英尺范围内不得公然持枪等做出人为规定，试图在“买枪比买汉堡容易”的国度内划出一些遏制枪支泛滥和暴行不断的“红线”。
奥巴马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反对枪支的总统”。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
2013年，为了避免国会阻挠，奥巴马曾动用总统特权，一次性签署了23条关涉控枪的行政令，主要内容包括对在购枪背景调查中有所欺瞒的人进行严惩，要求联邦机构向背景检查系统提供相关数据、放松对枪支暴力联邦研究项目的限制、允许学校灵活使用联邦拨款改善校内安保条件、在基层社区开展防止枪支落入不应持枪者手中的活动等。此举堪称20年来为疗枪殇开出的剂量最猛的一张综合性“药方”。
然而鉴于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以“越权”为由横加阻挠，这些措施在落实过程中大打折扣。2016年卸下选票包袱的奥巴马为任内控枪有所突破展开最后一搏，向买卖双方和相关公职人员提出更明确的“涉枪守则”，要求火器销售商包括在枪支销售展上卖枪的人申请执照，要求社会安全局等向负责背景调查的机构提供精神状况等信息，并责令联邦调查局雇佣超过230名检查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以加强调查力度。
当前阻碍控枪的因素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制度因素。任何社会就一些利益攸关或相对敏感的议题存在歧见和异议都绝非罕事。控枪-拥枪之争在美国社会“贯彻”得十分彻底，对枪支的态度差异不仅是共和、民主两党最显著的分歧之一（56％的共和党人认为越多人携枪越能抑制犯罪，51％的民主党人则认为枪支是罪案的渊薮），也是联邦与地方矛盾的投射。
对于南部拥抢传统浓厚的州而言，联邦政府向控枪迈出的任何一小步都意味着历史的重大倒退，实难容忍。第二，利益纠缠。控枪难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巨大的利益裹挟，其中全美步枪协会（NRA）不能不提。它不仅传承源自南北战争的美式尚武精神，是500万支持拥抢者的心之所归，更有超乎寻常民权维护组织的雄厚财力及干政能力，故而被称为“美国权力第四级”。第三，现实导火索。
近年来美国社会阶层隔离加剧，贫富分化已然严重到可能危害社会治安、诱发犯罪活动的地步。再加上信奉民粹主义思想的共和党人特朗普视中下层白人为其基本盘，利用他们的种族危机感和日渐稀薄的幸福感炒作非法移民威胁、煽动排外情绪，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
即便有一千个失败的理由，但将生的自由凌驾于其他一切自由权之上的愿望使美国必须鼓足控枪的勇气。2018年3月24日，全美50万人参与“为我们的生命游行”活动，佛罗里达州高中枪击案引发的控枪反枪声浪高潮迭起，相关变革的民意基础不辩自明。2018年愿枪声远去，不再有无辜者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