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30日，本人应邀参加了民间智库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在美国波士顿举办的“剑桥沙龙：近现代中国留学史学术研讨会”，并作了发言，介绍了自己1980-1981年考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出国的经历。会后感觉言犹未尽，本文是我写下的一点评论。
本人是1980年参加李政道先生发起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的学生，1981年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跟我同一届的CUSPEA同学共有126位，分别被50多所美国大学的物理系录取。在我们这批CUSPEA学生之前一年，李政道先生已经小规模地替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先后招收了18个学生，他们是CUSPEA的先驱，但当时还没有CUSPEA这个名目。
以CUSPEA的名义在全国大规模公开招生是从我们这一届开始的，从我们开始到1988年的九年里，共有5114位考生参加了考试，其中897人被美国各大学录取为研究生。《CUSPEA十年》一书列出了被录取者的全部名单，我在浏览这大约九百人的名单时，注意到我们这第一届有一个后来八届所没有的现象，那就是我们这批有幸被美国学校录取的研究生中，有相当数目的人年龄比较大，甚至有几个当时年龄达到40岁。
我在科大报名时，学校限制的年龄为35岁，我后来问过来自别的单位的同学，他们好像都没有这个限制，看来是科大自行设置的。我们第一届的CUSPEA同学年龄跨度从19岁到40岁，达到21岁之多，可以说年龄最小者和最大者基本上属于两代人。这种年龄的差距跟77级大学生的年龄差距有着同样的原因，是文革十年中大学停止正常招生和教学所造成的。
上述年龄是我们1980年报考时的年龄，如果倒推到文革开始的年份1966年，这批考生的年龄在5岁到26岁之间，也就是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中年龄最小者尚未进入小学，而年龄最大者已经大学毕业几年了。这种年龄的大跨度，到第二届CUSPEA大幅减小了：只有两位同学年龄刚过30岁。再往后的各届，年龄基本上趋于一致：都在20岁上下。
他们的经历也大体遵循相同的模式：小学—中学—大学—出国，从一个校门到另一个校门。
第一届CUSPEA同学年龄的跨度大，他们的经历差异也很大，无法用单一模式来代表。按文革开始时各人所处的教育阶段，他们的经历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模式：一、文革开始时还没有上学，或最多只上了小学一、二年级；二、文革开始时在中小学就学，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三年级；三、文革开始时已经进入大学，或者已经大学毕业。
处于这三个教育阶段的人对应于小、中、大三个年龄组。小龄组的同学报考时的年龄在23岁以下，这个年龄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是9岁以下，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是20岁以下，刚好高中毕业，他们的经历基本上同以后历届的CUSPEA同学一样，属于从一个校门到另一个校门的模式，只是中小学时期的教育受到过文革运动的干扰，但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基本是连续的。
这些同学在1977年以出色的成绩考入大学，是文革后最早的受到完整教育的一代人。小龄组的同学有48人，是我们这届三个年龄组中人数最多的。
中龄组的年龄介于小龄组和大龄组之间，为24—32岁，这个年龄组有36人，涵盖了文革开始时正在小学、中学里读书的同学，属于宽泛意义上的红卫兵一代。他们经历的基本模式是：中小学教育在动乱中度过，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
当1977恢复高考的时候，他们有的仍然在农村或牧区，有的通过各种途径回到城市，在厂矿企业工作。他们靠着自身的努力，在积累了十年的人才竞争中考进大学，实属不易。中龄组的同学中还有少数人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大学，受到一些不规范的大学教育，文革结束时或者没有毕业，或者已经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开始工作。
这个年龄组的同学的经历最为坎坷，他们能够通过CUSPEA考试出国，是他们的同龄人中的幸运者，当然，所付出的努力也比另外两个年龄组的同学要多得多。
大龄组同学年龄在33岁以上，人数为42人，占全体同学的三分之一。他们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为19岁到26岁。大体上来说，他们是文革前最后一批或多或少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其中最小者进大学不满一年，最大者则大学毕业已经三四年了。
在文革开始时，笔者本人在大学四年级，就是属于这个大龄组。他们共同的经历模式是，虽然受过文革前的大学教育，但是除了少数年龄最大者，他们的学业被突然爆发的文革所中断，因而所受到的正规大学教育是不完整的。文革中他们不同程度地卷入运动的潮流，也属于宽泛意义上的红卫兵一代。他们大多有在文革后期到农村和厂矿接受劳动锻炼和“再教育”的经历。
幸运的是，到1980年的时候，他们都通过各种渠道——考研究生或工作调动——来到了正确的位置上：各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从而有机会报名参加CUSPEA的考试。
大龄组同学中的代表李政道先生最早在1979年为哥伦比亚大学招收的五个研究生都来自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年龄和经历来说，他们中有四人同上述的大龄组同学无异。因此，他们中的佼佼者陶荣甲同学的经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第一届CUSPEA大龄组的同学。
陶荣甲生于1947年，1964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文革开始时他在大学读了不到两年书。文革开始后，他同其他同学一样，响应当时领导人的号召投身于革命造反的潮流，曾担任过科大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的“作战部长”，但是他也和其他的大学生领袖一样，在运动后期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遭到追究和整肃。陶荣甲曾说：“在1970年毕业后，我被强制留在科大5年。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挖掘防空掩体，在大学农场工作。所幸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迫害中幸免于难。1975年，我被调入中科院安徽光学机械研究所（光机所）工作，并于1978年成为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
“实际上，从1970年到1975年，我生命中最宝贵的5年被白白浪费了。文化大革命的黑暗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从这段自述中可以看出，陶荣甲的幸运在于：一、虽然在文革中遭到政治迫害，但最后幸免于难；二、虽然遭到迫害，但没有离开大学，后来还进了研究所。他在文革结束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理论物理研究所当研究生，严济慈先生亲自写信向他表示祝贺。接着又在李先生为哥伦比亚大学招收研究生的考试中拔得头筹，陶荣甲堪称全体九百多人的CUSPEA同学的“大哥大”。当然，机会和幸运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
笔者1978年调回科大时，就多次听到近代力学系和物理教研室的老师们说，陶荣甲被强制留校期间，在工余时间潜心研读四大力学，特别是王竹溪的《统计物理学导论》，做了书中的全部习题，遇到疑难就请教周围的老师。这为他日后在历次考试中的出色表现，打下了扎实的根底。
我们这个研讨会有幸请到丘成桐先生来讲话。丘先生194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同年就跟着父亲搬到香港居住。
丘先生的年龄正好处于我们第一届CUSPEA同学的中龄组。当1981年我们成为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新生时，所有的大龄组同学的年龄都超过了丘先生，而丘先生当时已经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教授。写到这里，头脑里不禁冒出一个对丘先生有点不敬的奇想：要是丘先生的父亲当初没有把他带到香港，那么一个名叫丘成桐的来自广东的77级大学生也许就在我们这批同学之中吧？
文革十年，在有些文件中被一句“国家走了一段弯路”所带过，对个人来说，却是决定了一辈子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