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太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了清算日本侵略罪行，维护世界和平，重建战后新秩序，同盟国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这是一场国际正义对法西斯邪恶势力的大审判，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48年11月12日，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宣读完长达1446页的判决书时，在场的中国法官和检察官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们彼此对望，心想这下总不要集体跳海、以谢国人了，嘴角也流露出一丝久违的笑容。历时两年零七个月，由11国代表参与的东京审判终于画上句号，臭名昭著、凶狠狡黠的战争刽子手们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庭审期间，为被告做伪证的所谓“证人”轮番粉墨登场。
控辩双方正处在胶着状态，这时一个关键性的证人登场，他就是溥仪。溥仪的出庭，必须要感谢中国检察官秘书裘邵恒。裘邵恒，江苏无锡人，1933年和1935年先后毕业于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和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他曾担任上海秉公法律事务所律师，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讲授商法与英国法课程，主要从事银行业和民营工商业。1946年2月～12月期间，裘邵恒担任向哲濬的首任秘书。
审判期间，裘邵恒经多方努力，从浩如烟海的日方档案中，找到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给外务省的一份密电，里面详尽记录了溥仪从天津被秘密押解至沈阳以及伪满洲国成立的全过程。为了拆穿日本人的谎言，裘邵恒还亲自说服溥仪出庭指认。溥仪共连续作证8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做证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证人。
担任溥仪英文翻译的是方福枢。方福枢，福建闽侯人，1938年获东吴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在校期间堪称学霸，毕业后任上海工部局法律部代表律师。1945年10月，他随向哲濬、易德明等先期抵达东京，起草审判日本战犯章程。1946年4月，出任梅汝璈首任秘书，并担任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将军和溥仪等人的翻译。
面对桩桩罪证，板垣征四郎决意负隅顽抗、垂死挣扎。
1947年10月9日，板垣征四郎向法庭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意欲表达伪满洲国纯属民意拥戴所为；卢沟桥事变以后，他竭力主张从中国撤军和谈。倪征燠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舌战板垣征四郎，不时相互激辩。板垣征四郎起初还摆出一副不认输的姿态，当问及让他难堪的问题时，他便硬生生地回答说“不知道”。
倪征燠早知如此，他和他的同事们细致梳理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以及关东军作战动员令等重要材料，并反复推演，设想各种可能性。在连连的盘问与辩驳下，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板垣征四郎无言以对。
倪征燠等中方检察官以高超的智慧、流畅的表达、沉稳的气度和娴熟出色的辩论技巧，以及对英美法的精深理解，征服了在场所有人。他们不辱使命，在法庭的激烈交锋下，打赢了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这两个最难啃的骨头，日本战犯和以清濑一郎为首的辩护律师团精心组织的心理防线也被彻底摧毁。
东京法庭只是整个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一部分，同样在中国国内还设置有专门的军事法庭，主要包括美军上海军事法庭、国民政府组建的10个军事法庭，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建的两个军事法庭，主要审判乙、丙级战犯。1946年初，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奉命在上海组建美军军事法庭，地点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1946年1月24日，美军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18名日本战犯，经过数次庭审，2月28日法庭对18名战犯做出判决，此后又审判了29名战犯。与此同时，从1946年4月起，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今北京）、沈阳、台北等10个城市设立有专门军事法庭。
国民政府上海军事法庭设在虹口江湾路1号，共审判了116名日本战犯，其中有19名战犯是在提篮桥监狱刑场执行死刑的。在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期间，东吴大学的杨兆龙、刘世芳、蒋保釐、林我朋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杨兆龙为代理总检察长，刘世芳担任庭长，蒋保釐担任审判官，林我朋担任检察官。
在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最引世人瞩目的莫过于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审理，分别在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举行。
东京法庭还专门辟有南京大屠杀专案审理单元。1946年2月15日，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在南京中山东路307号励志社大礼堂内，设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由石美瑜少将出任庭长，即南京军事法庭。为了配合审理，中方向在东京的盟军总部提出将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战犯引渡来中国受审。经过梅汝璈、向哲濬等人的积极斡旋，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战犯引渡至南京受审。
松井石根因被列为甲级战犯，按规定必须在东京法庭受审，因而未能引渡至中国。
从1946年3月起，由多国组成的调查团在南京进行了为期5周的南京大屠杀专案调查，广泛搜集各种证据和证人。6月12日，15名中外证人被带到东京法庭指认做证。谷寿夫，日本东京人，1937年12月12日攻占南京期间，他率领的第六师团最先攻入中华门，并蓄意制造南京大屠杀。1946年2月2日，谷寿夫被盟军总部逮捕，8月2日引渡至中国。
10月19日，他在南京军事法庭上受审。谷寿夫自认为没有什么把柄被中国人所掌握，对屠城罪行百般抵赖，认为是战争就会产生伤亡。正当谷寿夫打着自己如意算盘之时，两项重要铁证接连被传讯。一是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拍下的105分钟时长的日军杀人影片，另一个是南京东华照相馆学徒罗瑾洗印的16幅日军暴行照片。
远在日本的罪魁松井石根也正在接受法庭问讯。松井石根，名古屋人，曾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等职，1937年12月率部侵占南京，并纵容部下展开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松井石根大喊冤枉，极力否认在南京谋划的惨案。中方检察官顾问鄂森找到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以及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牧师约翰·梅奇等人出庭做证。
在追查罪证时，高文彬在东京法庭“文件部”阅览室翻译资料时，无意中寻找到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的《每日新闻》）关于两名日本军官在进攻南京途中开展“杀人比赛”的报道。据报道，1937年11月30日～12月11日期间，日军第16师团步兵19旅第9联队第3大队的两位少尉军官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两人，分别斩杀中国同胞105人和106人。
高文彬很快将此证据递送南京军事法庭石美瑜庭长，石美瑜通过国民政府国防部公文直送盟军麦克阿瑟总司令部，经数月侦查，将已退役的两名战犯缉拿归案，押送南京受审。最终，包括主犯谷寿夫在内，野田毅、向井敏明、田中军吉等人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松井石根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