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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焚香乃至香文化，绝大多数人既熟悉，又陌生。我国用香历史久远，用香形式也多种多样，用于佩戴的香囊，用来美容的香粉，用香炉来熏衣，用香球来熏被……香文化伴随中国人特有的政治观、宗教观、文化观和生活观，融于传统的哲学体系之中。
从宋代开始，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入高峰期，香文化也进入了鼎盛时期，香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独特的不可取代性。宋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雄视世界，海上贸易十分繁荣，扬州、宁波（明州）、泉州、广州（番禺）等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巨大，香料是最重要的进口货物之一。巨大的商船把南亚和欧洲的乳香、龙脑香、沉香和苏合香等多种香料运抵泉州等东南沿海港口，再转往内地，同时将麝香等中国盛产的香料运往南亚和欧洲。
当时，沿“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我国的物品中，香料占有很大比重，故而，“海上丝绸之路”也常被称为“香料之路”。
香料贸易在宋代特别兴盛，香料贸易的收入在国家财政中成为大宗。《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北宋朝廷在广州、泉州、杭州设立市舶司，管理进口货物税收事宜，职司香料贸易之抽解（征税）、博卖与管理诸事；在州郡各地则设置场务，职司香药储藏、博易交换等。
由于香料贸易兴盛，当时市舶司对香料贸易征收的税收也节节攀升：北宋初年，香料收入为全国岁入的3.1%；到南宋建炎四年（1130），达到6.8%；绍兴初，达到13%；绍兴二十九年（1159），仅乳香一项就达到24%，几乎占到全国岁入的1/4。
与此同时，宋代贵族们对香的热情异常炽烈。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京师承平时，宋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牍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二车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辛弃疾写有“宝马雕车香满路”，晏殊写宋徽宗赵佶《听琴图》的“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李清照有词云：“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这些诗词中的“香车”，指的就是悬挂了香球的马车。
宋徽宗赵佶《听琴图》《鸡肋编》中记载蔡京烧香颇有气势，密闭门户，数十炉香同时烧之，待香气积满后卷起门帘。这时，云雾缭绕，香馥满室，但无烟火之烈，衣冠芳馥数日不歇。梅询，宣城梅氏第三世孙。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梅询作为进士考官受到召见，谈论天下大事，极合真宗之意，被视作奇才，升任集贤院。梅询也以真宗为知己。
欧阳修《归田录》记载，梅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将视事，必焚香两炉，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开两袖，郁然满室浓香”。
在宋代，焚香、点茶、插花和挂画被喻为四般闲事，是文人自我艺术修养的体现，也是评断文人生活品位高低的标准。宋代文人基于对气味的喜好，爱香、用香和赠香成一时风气。南宋时期，印篆香兴盛，参政张金真与丞相张德远喜爱焚烧资善堂印香，也是每日一盘，篆烟不息。
故友来访，焚香清谈可称美事。南宋曾幾《东轩小室即事》记载：“有客过丈室，呼儿具炉薰。清谈似微馥，妙处渠应闻。”谈到尽兴，不觉“沉水已成烬，博山尚停云”，等到客人告辞，自己仍陶醉在香味的余韵当中，“斯须客辞去，趺坐对余芬”。
宋代文人的香事，不只是一种风雅的点缀，而是溶入他们骨子里的一种生活情趣、一种性灵追求。胡仔《春寒》诗写道：“小院春寒闭寂寥，杏花枝上雨潇潇。午窗归梦无人唤，银叶龙涎香渐销。”
宫廷之中，更是无处不用香；皇帝频繁赐香予后妃和臣子，以示恩宠。《宋史·礼志》也记载了很多宋代皇帝赏赐香料给群臣的记录。《武林旧事》记载，每逢端午，皇帝常赐后妃及内侍香囊、软香龙涎佩戴等。《武林旧事》亦有“禁中纳凉”的记载，言“纱橱后先皆悬挂伽兰木、真腊龙涎等香珠数百斛”。用香自然散发的清致气味避暑纳凉，当真别出心裁。
祭祀为宫中用香最为频繁者。
在祭祀礼节方面，皇帝前往祭祀前，要用龙脑香熏衣；祭天地、祖先或其他庆典时，也要用香药熏御服；祭祀结束后回宫为示洁净，内侍捧着装有龙脑香的金盒，以龙脑香布于道上，这个习俗从唐代一直延续下来。此外，遇特殊天象、地理异变等，朝廷进行特别的祭祀，也由宫廷降御香赴当地祭祀；宫廷祈雨仪式中，香也扮演重要角色，焚烧的数量非常庞大。《宋史》记载太平兴国八年，河决滑州，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赴白马津祭祀。
自是，风河决溢，修塞皆致祭。《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庆历年间京师夏旱无雨，真宗亲自祈雨，一次就焚烧生龙脑香17斤。
宋时，朝贡和海舶贸易使朝野上下香料充足。宋人生活无处不用香，宋代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经常聚于园林亭阁品香斗香，平民百姓也常于家中点燃新制和香，品评香味，观赏香烟，甚至在当时的不少食品及茶水中，也要放入香料。宋代皇室专用的福建北苑贡茶，其特色之一便是茶中加香。
蔡襄言：“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合膏，欲助其香。”《鸡肋编》中亦记载：“入香龙茶，每斤不过用脑子一钱，而香气久不歇，以二物相宜，故能停蓄也。”
至北宋中期，以充足的香料为基础，用香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并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北宋司马光在《司马氏书仪》一书记录了当时民间的通用礼仪，“焚香”等记载多达22处，涉及香酒、香盒和香匙等。
在宋代的市井生活中，随处可见香的身影：街市上有专门卖香的“香铺”“香人”，有专门制作“印香”的商家，甚至酒楼里也有随时向顾客供香的“香婆”……街头还有添加香药的各式食品，如香药脆梅、香药糖水、香糖果子和香药木瓜，等等。这是香文化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在描绘北宋汴京繁华胜景的《清明上河图》中，也描绘了与香有关的景象：在画的末段描绘街坊闹市的场景中，有“刘氏上色沉檀拣香铺”。所谓“上色”，是指上等成色；所谓“拣香”，即“乳香”。
作为中国香学发展的鼎盛时代，宋代的香学研究水平也发展到一定高度，香学专著数量众多。宋初成书的《太平御览》已单独列出“香部”，记载前朝与香有关之故实。诸家撰写香学著作风气兴盛。
这些典籍中，《天香传》从儒家之礼、道家经典和释家典籍等方面论述用香历史、产香以及香材优劣，是我国古代对沉香品质进行评价与品鉴的第一部文献。《天香传》首创中国香文化以海南香（崖香）为研究本位的体例，评断沉香以海南香为最佳，其后，历朝论香者皆以海南沉香为正宗。
洪刍的《香谱》为现存最早、保存较为完整的香药谱录类著作，其中对于历代用香史料、香品、用香方法及各种合香配方广而收之，并将用香事项分为香之品、香之异、香之事和香之法等四大类别，为后世各家香谱所依循。曾慥在靖康初任仓部员外郎，他首次以中医药方的“君臣佐使”概念说明合香配伍原则。
陈敬《陈氏香谱》则如实记录了宋至元初社会用香情况，全面反映了宋代香事活动和宋人文化生活的多个层面，是集宋及宋代以前香谱集大成者，弥足珍贵。
宋人以海南沉香为本位，建立了较为全面完整的中国香学品评标准。宋代文化是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文化，文人的品位及爱好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品位标准，海南沉香的包容、内敛、清雅蕴藉特征正好与文人的精神追求吻合，因此成为文人心中好香的标准。
宋人对香品评的标准主要从烟、气、味三方面进行品评：以烟“达神明而通幽隐”、高举向上、浓郁丰烟、高烟杳杳者为上；气以气润而味清为最佳；味以能持久者为胜。“味清、烟润、气长”，不仅是宋人的品评标准，也成为中国香学的品评标准。
辉煌的宋代文化开启了明清文化的先河，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匠制工艺，明清时代无不蔓延着宋代文化的遗韵流风，其后世诗文作品、瓷器漆器、宣德鼎彝等，都能在宋代找到端倪。但是，伴随南宋统治的江河日下，香文化辉煌不再，先秦时期的神秘狂放、汉代的大气雄浓、隋唐的华丽壮美、两宋的优雅内敛，皆随着南宋的灭亡而渐渐流失殆尽，中国香文化的中天之日开始西下。
元时，在民族等级制度压迫下的文人失去了参与政治的可能性，“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难以实现，只能归隐山林、寄情书画。在他们的坐课清谈、书画吟咏、郊游雅聚时，香也无不相伴。元中后期，线香出现。线香的出现直接改变了人们的行香方式，尤其是平民百姓的烧香方式。传统的香具如香炉、香盒等，也都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使用线香的香事中，香盒没有存在的必要，香炉也无须带盖。香炉体积也发生了变化。
小型的香插、香桶开始出现，人们用香更加便捷。
明初“海禁”，禁止民间使用番香及番货，香文化的发展一度处于低谷。明代中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禁松弛，思想文化领域呼唤个性解放渐成主流，香文化奢华回归。永宣年间，郑和率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用人参、麝香、金银、茶叶、丝帛以及瓷器等与沿途各国交易。
在所换回的物品中，香料所占比例很大，包括胡椒、檀香、沉香、龙脑香、乳香、木香、安息香、没药和苏合香等。这些香料除部分供应宫廷外，大部分被销往各地。
明代宫廷有大量精美的香具，如香炉、香盒、香瓶、香几等；宫廷所用的香，原料、配方、制作与贮藏都相当讲究。
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命技艺高超的工匠用暹罗国进贡的数万斤优质风磨铜精工冶炼，并使用金、银、锡、锌及各色宝石，制成了一批精美绝伦、名传青史的铜香炉。这就是后世仿制不绝的宣德炉。宣德炉是宋代仿古鼎彝之风的延续，大多仿夏商周礼器之形，参照的典籍则是宋代的《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录》。与其说它上追三代之风，不如说是承接宋代仿古遗韵。
元代的文人被逼飘零江湖，明代的文人则以更高姿态从精神世界“下凡”到俗世。造园的凿石引泉，雅集的摆弄古董……斋室和家具的艺术化使这个时代成为异常讲究生活雅趣的时代。文人把香视为名士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以焚香为风雅时尚之事，对于香料、香方、香具、薰香方法和品香都颇有研究。
明代高濂撰写《遵生八笺》，描写“焚香鼓琴，栽花种竹”。此书提及“隔火熏香”之法，言“烧香取味，不在取烟，以无烟为好，故须‘隔火’；隔片以砂片为妙，银钱等物俱俗不佳，且热甚不能隔火”。同时期，瞿仙亦在《焚香七要》中记载：“烧香取味，不在取烟。香烟若烈，则香味漫然，顷刻而灭。取味则味幽香馥，可久而不散，可用隔火。”
明代以诗、书、画三绝著称的文徵明，也是香中高手。他的《焚香》诗云：“银叶荧荧宿火明，碧烟不动水沉清。纸屏竹榻澄怀地，细雨清寒燕寝情。妙境可能先鼻观，俗缘都尽洗心兵。日长自展《南华》读，转觉逍遥道味生。”
明朝制香、用香基本是宋风遗留，方法大多出于宋代；但制作更为精细，香品形式也更为丰富。到了明代，线香的制作技术已完全成熟，且广泛流行。
明后期，已能制作较细的线香，也不用“范模”，而使用挤压机械将香条挤出。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今人合香之法甚多”，线香“其料加减不等，大抵多用白芷、独活、甘松、三柰、丁香、藿香、藁本、高良姜、茴香、连翘、大黄、黄芩、黄柏之类为末，以榆皮面作糊和剂，以唧筒笮成线香，成条如线也”。明代中期，还出现了“签香”（以竹签、木签等为香芯），也称“棒香”。
此外，明代还出现了早期塔香，一端挂起，悬空燃烧，称之为“龙桂香”。《本草纲目》中记载：“龙桂香抑或盘成物象字形，用铁铜丝悬爇者，名龙桂香。”明代多部笔记小品都有关于香学的论述，内容中涉及到香的书籍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著名的是《香乘》，作者为明末名士兼著名收藏家周嘉胄。
《香乘》的编写历经20多年时间，是我国古代有史以来搜罗资料最为全面、篇幅最为繁多、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香学专著，汇集了香史、香料、香具、香方、香文、香典和香异等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它：“大凡香中名品、典故、史实及修合、鉴赏诸法，无不旁征博引，一一载其始末。”此外，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书对香药和香也多有记载。
《本草纲目》一书几乎收录了全部香药，也有许多用到香药和薰香的医方，用来除秽、祛疫、安神、改善睡眠、治疗疾病，包括烧烟、薰鼻、浴、枕、戴等用法。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长河的末端，时间上的优势使之可以席丰履厚，在发展文化事业上起点高于其他朝代。满族统治者接受并推崇汉文化，香文化自然也在清早期帝王喜爱之列；但这对于古代香文化来说，毕竟是“回光返照”。清初期的用香乃至香文化依然盛行，但香的灵性此时已经消失殆尽。
明末遗民和清早期文人对香也喜爱有加。
清代传记文学名著《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中写道：“静室焚香，闲中雅趣。芸（作者沈复的妻子）尝以沉速等香，于饭镬蒸透，在炉上设一铜丝架，离火半寸许，徐徐烘之，其香幽韵而无烟。”一代词人纳兰性德也多有写香佳作，如他的《梦江南》：“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诗人袁枚的《寒夜》也写得饶有意趣：“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康雍乾时期的用香，作为香学发展史上的“压卷之作”，尽管云霞满天，但毕竟是青山夕照，迟暮没落气象已见。自古盛世用香，香文化的发展与国运息息相关：国运昌盛，则香亦兴盛；反之，则不然。清朝中晚期，中国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香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艰难时期。
尽管香文化在中国古代早已覆盖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然而终因为历史的发展，近现代中华民族命运多舛，香文化的发展几经阻抑，逐渐被狭隘地圈囿于庙宇道观，成为宗教文化的一部分，因而香对当今大多数人而言，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全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