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的东南亚诸国，华人群体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他们的祖辈大多来自福建、两广，跟随着近代东南亚的开发潮流南迁异国，而这一段移民历史被称作“下南洋”。下南洋的故事广为人知，但若谈及近代以前的历史，国人视野中的东南亚地区形象往往陌生而遥远，似乎与我们无甚交集。事实上，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人群交流。
最近，来自哈佛医学院的研究认为，早在近代移民潮以前，史前时期的华南人群就曾多次南迁，并深刻改变了东南亚人群的基因构成。本周五，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018年5月17日凌晨，《科学》（Science）在线发表了该研究的论文[1]。东亚族群繁多，但如果仅以语系划分，则主要为三大类：汉藏语系人群、南亚语系人群、南岛语系人群。
当代中国绝大多数民族都属于汉藏语系，而在新石器时代（距今约20000年至3000年）却完全不是这番光景。史学界推测，华南各地在新石器时代曾是南亚语系人群的“地盘”，他们农耕定居，以种植水稻为生。与此同时，东南亚尚没有农业，仍生活着脱离在上述三个语系之外的狩猎采集原住民。随着后来汉藏语系向南扩张，被步步紧逼的南亚语人群在华南几乎销声匿迹。
那么在退出中国之后，他们以及东南亚狩猎原住民的最终命运又是怎样的呢？对此，考古学界存在两种相反的猜想。第一种观点认为在新石器时晚期（距今约4000年前），南亚语人群从中国退缩至中南半岛，取代了东南亚狩猎原住民，并继续操持“老本行”——农业[2]。另一种猜想则提出，当地原住民并没有被消灭，反而学会了农耕技术，成功转型农民；至于南亚语人，他们退缩至东南亚也没能占据主流，只是残存其间。
这一历史争论看似不难解决。既然一方认为东南亚后来的农民是南迁的中国南亚语人，另一方则认为是本地原住民，那么我们只要找到新石器时代当地农民的人骨，用古DNA测序判别族源即可。不巧的是，古代人骨中DNA的保存时限和温湿度相关。高温、高湿，这两个情况出现任何一个都会导致古代DNA样本难以完整保存，而在东南亚这两个问题偏偏都出现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南亚考古领域都缺少来自古DNA的关键证据。
不过，最近两年人们突破性地发现[3]，颞骨岩部（也就是耳后根处）骨骼封闭坚硬，即使在高温高湿条件下也能保存古代DNA样本。在此基础上，哈佛医学院等机构的团队得以对东南亚出土的史前人骨样本进行基因组测序，以期解决该地史前人口迁移的悬案。该团队采集了自新石器时代（距今约4000年）至铁器时代（距今约2000年）的人骨遗存，分别来自越南、缅甸、柬埔寨各农业遗址。
而为了与古代样本对比，研究者另从台湾原住民、泰国马拉比人等现代人群中采集了DNA样本，用以代表南岛语系人群和南亚语系人群。测序比对结果显示，越南新石器时代人骨基因组中的史前狩猎原住民成分很少，其基因特征却与马拉比人、希廷人等现代人群非常接近。
要知道，马拉比人等族群正是南亚语系人群较原始状态的代表，这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东南亚农民和南亚语系人群亲缘关系非常近，他们更可能是中国南下的移民后代，而不是本地猎人的后代。这一测序结果，澳州国立大学资深研究员晓纯认为，很好地支持了南亚语系人群迁出中国并开垦东南亚的假说，与许多传统考古证据不谋而合。事实上，“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许多研究都将南亚语族与农业扩张的源头指向中国南方。
而其中考古学的材料可以清楚看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从长江流域经华南扩张到东南亚大陆的路径。”洪晓纯告诉《知识分子》。而在历时性比较中，研究者发现：同是东南亚地区的史前居民，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居民的基因构成也有显著区别。与早期人群不同的是，生存年代较晚的青铜时代居民表现出了和现代傣族、台湾原住民很近的亲缘关系。研究者认为，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移民潮以后，又有非南亚语系的华南移民进入该地。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缅甸人骨样本中甚至检测出了汉藏语系人群的基因成分。看来，汉藏语系人群可能也参与到了“史前下南洋”的潮流之中。由此可见，中国的华南大地就好似水面涟漪的中心，一波又一波地向东南亚地区输送人口。这些古代居民融入东南亚后，不只改变了当地的人群基因库，也把农业技术和语言一并南传，造就了东南亚文化的基底。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一研究仍存在证据上的瑕疵。
中山大学教授、华南地区生物考古专家李法军认为，这一研究在于说明史前中国与东南亚的人群渊源，但是论文中却缺乏来自中国的、具有时间序列性的考古学证据。“尽管他们的发现意义重大，但是样本材料无论是在时代上，还是地域分布上都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因此，他期待“今后能出现更多的，由中国学者主导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