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6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首个“国际光日”。该日期的设定是为了纪念1960年由美国休斯研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梅曼制造的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而在我国，提到光学，就不得不提到光学科学家、教育家王大珩。提起王大珩，人们往往会想到“两弹一星”，想起“863”计划，想起中国光学的摇篮长春光机所……他是1955年我国首批学部委员之一，是“何梁何利”等重要奖项的获得者。
他曾说：“我要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努力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首个国际光日到来之际，我们以先生二三事成文，仅作怀念，愿先生的学术与教育思想能得以发扬和传承。
如果说幼年的王大珩对科学充满了浓厚兴趣，那他的父亲一定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是一位天文与气象学家，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先后在北京观象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王应伟才华出众、治学严谨。
王大珩曾回忆过父亲引导自己走上科学道路的情景：父亲看我有点灵气，从小就引导我学科学，激发我爱科学的兴趣。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时看到筷子半截插入水中，出现挠折现象时，父亲就指出，这叫折光现象；在小学时，父亲就带我去看他亲自做地磁观测；在初中时，带我进行气象观测实习。在父亲教育辅导下，我超前学完了中学数学和微积分。
少年时代的科学熏陶，父亲的言传身教与谆谆教导，都对王大珩去国外研究应用光学与光学玻璃，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光学事业与仪器制造事业不无影响。
尽管学业顺利，王大珩为了学习光学仪器的核心材料—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毅然放弃了在读博士学位，成为英国昌司（Chance）玻璃公司的一名物理实验师，直至1948年。二战结束后，王大珩决定回国，为国家的强盛效力。
1948年，他回到上海，后辗转由香港经北朝鲜到刚解放不久的大连，参加创建大连大学并主建应用物理系。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依靠自制仪器为全校600余名学生开设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课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新和创业能力。
从王大珩在英国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如果他选择的是一条纯粹的科研之路，那么他或将在光学及其他领域内做出许多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但1951年的王大珩，面对着新中国百废待兴，几乎一片空白的光学和应用光学领域研究，面对着全国几乎没有光学测量设备的现状，他立志要让光学在中国生根，要让国家的国防建设有所依。从此，从仪器馆到长春光机所，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推动光学事业的发展中。
在中国科学家中，王大珩先生和钱学森先生一样，是可以归为思想家的人物。思想家是科学家中的最高层次。“研究科学，最关键和最难的是出思想。而王老和钱老，都是出大思想、出大主意的人物”。学术界中常说，王大珩不仅是一名光学科学家，更是一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因为他为国家提出了太多的建议。
王大珩学识渊博，却习惯于平等地与同事们、学生们讨论问题；他既进行科学研究，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而且常以远瞻的目光向构架提出重大的科学发展建议；他深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以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超迈的胸襟、务实的精神和儒雅的风度，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光学事业。王大珩曾经总结了十六个字，即“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传承创新、寻优勇进”。这十六个字，被他定义为科学精神的实质。
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这十六个字，希望科学家的精神能代代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