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让进化重演一百万次，人类这样的生物也可能不会再出现一次了。”1989年，古生物学家古尔德在《奇妙的生命》一书的结尾处这样写道。四百年前，伽利略向世界证明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一百五十年前，达尔文指出人类并不是上帝所珍爱的造物。这都没有关系，我们不需要象征性的标志来为我们的存在提供意义。但是，假如人类本身的存在只是不可思议的巧合，那我们在宇宙中又是处于怎样的地位呢？
如果让一切从头来过，人类是必然出现的吗？
演化并非命中注定……今天我们说起演化论，总会想到达尔文。但是严格来说，他还真不是“演化”的创始人。生物可能在变化，这个想法的诞生比他早很多。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说，一个人会从小孩逐渐长大到老，那一种生物也可以从诞生逐渐变化到最后消亡；正如人的成长路线是固定的一样，生物该怎么变也是早就定好的。这个观点就是所谓的定向演化。其实没什么依据，但是很符合直觉，所以被很多人接受。
演化就是掷骰子吗？
如果达尔文不是演化的创始人，那么凭什么纪念他？因为他发现了演化的最最重要的作用方式：自然选择。达尔文最早提出演化论的时候，大家普遍还不接受，这是一副当时英国讽喻杂志中的漫画，把达尔文比成了猴子。自然选择的本质很简单。生物的繁殖力很强，不可能都活下来。生物个体各不相同，总会有些“好的”特点能让拥有它的个体更容易活下来，而拥有“坏”特点的就不那么容易活下来。很多特点是可以流传到下一代的。
这样下一代里拥有好特点的就会更多，坏特点的就会更少。长此以往，生物就变了。
方向与时间要问方向，躲不开时间尺度。譬如我每天早晨路上这半小时里，方向是朝南；但每天晚上的半小时，我又要朝北。综合一整天来看的话，我并没有朝任何一个方向移动。在最小的时间尺度，演化是几乎没有方向的。时间尺度扩大到一千年，演化的方向性就很明显了——适应它们所在的环境。
继续扩大到一千万年，这时候方向性反而大大减弱了，因为到了这个时间尺度上，环境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而它的变化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明显的方向性。最后扩大到十亿年。在这个尺度上，演化有方向性吗？我们不知道。因为数据还不足以囊括半个生命史的尺度。
生命的复杂性有下限，一开始大家都很简单，但因为墙阻挡了左边的运动，逐渐向右边漂去了。
眼睛在地球上不同类群中独立诞生了至少四五十次，我们可以说它是“必然”；披甲哺乳类只在穿山甲和犰狳里诞生了两次，就不太好意思说它是必然了。从生命起源直到今天，可能有多达500亿的物种生存过。这其中，只有一个物种获得了足以建立文明的智力。地球诞生于46亿年前，用了几亿年冷却下来，没过多久就演化出了最初的生命。接下来地球用了20亿年诞生真核生物，用15亿年诞生了复杂的多细胞生命，然后就是寒武纪大爆发。
随后生物的多样性迅速增加，就算遭遇了二叠纪末这种消灭了90%海洋物种的大灾难事件，不到一千万年就恢复过来了。可就是在这样的蓬勃生长之下，我们又等了五亿年，才等到了智慧生命的诞生。为什么智慧诞生这么难？智慧难道不是好事儿吗？难说。大脑也是一个器官，而且是相当复杂、耗能极高的器官。今天人类凭借大脑，勉强解决了食物来源的问题，可是演化没有远见。
对于一个狩猎中的原始人而言，稍微聪明一点儿的好处并不一定就能抵消掉能量消耗增加带来的坏处。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智慧才只诞生了仅仅一次。
承认这一小概率，倒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得寻求造物主。恰恰相反，它不利于造物主的存在。如果真的有造物主，他应该能做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比如，在一个所有生命都非常简单的星球上鹤立鸡群地创造智慧。
这也意味着，人类失去了又一个自大的理由：我们不但不是宇宙的中心，也不是宇宙的目的。唯一剩下能做的，也许就是自己创造一点意义了。做一些能让宇宙骄傲或者能让人类骄傲的事情——毕竟，在全部已知的宇宙中，智慧只出现过一次。如果我们搞砸了，生命总还是会从头再来的；但如果那个同样美丽、同样宏大、同样奇妙的宇宙里没有智慧生命去观察去欣赏它，那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