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的东西，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无法抵御的了。不论在哪个文化中，糖、甜、蜜和甘等词汇，往往都描绘着美好的意象——从母亲的乳汁，到口渴时喝到的山间清泉，抑或是在荧屏上看到喜欢的角色演出亲密的桥段，都让我们心中漾起一阵阵名为“甜”的愉悦。
甜味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味觉，也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对于甜的感受，仿佛是超越一切的人之本能，而如何寻找、生产甜味，也始终贯穿着整个人类文明。从蜜、水果，再到经过处理的粮食，我们希望把“甘甜”这种阳光赐予植物的能量形式，转移到我们的味蕾之上。这其中贡献了最多甜味的，无疑就是甘蔗。
全世界每年生产的近两亿吨糖里，大约有80%来源于甘蔗这类细瘦的多年生禾本科植物，剩下的大部分则来源于甜菜。甘蔗只能在日平均气温20°C以上的湿润地带生长（几乎全部位于热带），然而潮湿炎热的地方却往往难以发展出成熟的文明。甘蔗的外表实在说不上好看。如今甘蔗属下的物种并不多，它们大多通过了人类几千年来的层层选育，其中主力有秀贵甘蔗、原产于中国的竹蔗、原产于印度的细杆甘蔗，以及一款亲缘较远的“割手密”。
在中国，指代甘蔗汁的“柘浆”一词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然而最早用甘蔗制糖的技艺，还是要去印度寻找。古印度人从甘蔗种提取糖汁，并提纯为糖，唤作梵文的khanda sakara，直译“块状的石头”。Sakara一词通过两条路线，演变成为“糖”的代言。一条往中国，变成了汉代所谓的“石蜜”（意译）。
另一条则随着西行的商队，经过波斯语的 sukkar，被音译成为拉丁词根 sacca，并最终出现在甘蔗的属名、糖的化学名和印欧各语言的“糖”之中。
想要将坚硬的甘蔗变成绵软的白糖，除了选育甘蔗，得到汁液更丰富、纤维更柔软、更容易出芽的种外，还有一整套播种、收割、榨汁、提纯、干燥的过程。刚榨出来的甘蔗汁中有非常多的杂质，需要不断熬制，然后冷却结晶才能成为可供食用的糖块，剩下的，则是黑乎乎、黏糊糊、味道不那么美妙的糖蜜。如果要想得到洁白的冰糖或白糖，则需要更加精密的工艺。
虽然从甘蔗提取糖要比蜂蜜和水果高效不少，但在生产力低下的过去，蔗糖实在可以算是一种奢侈品。强大而富庶的阿拉伯哈里发王朝大概是第一个嗜糖的国度：他们一方面把持了东西方贸易的要道，积累了大量财富，另一方面又占据了一些种植甘蔗的理想地带，例如地中海南岸的摩洛哥等。大量地使用糖也成为了一种炫富的手段，据传还有用糖制造的、用于献礼的清真寺。
甘蔗被称为 “可以获得固体蜂蜜的芦苇”，直到11、12世纪才传入欧洲。当时，几乎所有稀奇古怪的异域珍宝都被描述为有“疗效”，糖也不例外，甚至到林奈命名甘蔗的时候，也挑选了“诊所/药房”作为其种加词。现在想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当一个人病恹恹的时候，白糖的确能够提供大量卡路里，令人快速恢复元气。
自哥伦布把甘蔗从加那利群岛带到加勒比的那一次航行起，糖作为奢侈品的命运就彻底被改变了。毫无疑问，以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为首的全球殖民，让甘蔗和糖成为了殖民权力结构的一个缩影。加勒比地区炎热潮湿，天生就是甘蔗种植的理想地带，而从非洲贩运过去的黑奴，则是理想的劳动力。英国人建立了集约化生产的种植园，将糖和甜味以前所未有的效率从自然界中榨取出来。
糖的普及，给承担体力劳动的工人们提供了大量且廉价的卡路里；而作为工业制品，糖又被运输至世界各地，买下更多的奴隶、投资更多的种植园；同时，航行于大洋的军舰、商船和探险舰队上的水手们，则大量地饮用朗姆酒，一是解闷，二是消毒。生产的扩大，使得糖的价格于18世纪之后一降再降。关键是，糖实在是太好吃了，许多工人阶级宁可花多一些钱，也要让家里人吃上糖。
或许人们从未意识到，对于甜的追求，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结构，也改变了人本身。在食物匮乏的漫长时代里，人对于甜蜜的追求是本能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即便是佛陀乔达摩·悉达多也在尝到糖时，经历了与愉悦和渴望搏斗的过程。然而当人们可以从自然中无节制地榨取甜蜜时，我们的欲望也被打开了。
今天，我们一勺勺吞下去的糖已经多到了危险的地步，而我们依然还在一步步地往更深的泥潭里踩。饮食是最容易操纵的行为，糖能够极大地刺激我们脑中的“快乐中枢”，带来满足和愉悦，甚至令人为之上瘾。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高糖饮食的危害，然而食品生产厂依然会用甜点与饮料里的糖来让我们“上瘾”——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会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