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处墓地，纪念在斯伯格伦德诊所死于纳粹之手的儿童。作为自闭症研究领域的先驱，奥地利的儿科医生汉斯·阿斯伯格（Hans Asperger）一直备受推崇。但近些年来，对二战期间档案的解密让阿斯伯格的真正面目浮现出来。在一篇最近发表于Molecular Autism的期刊记载了其中的可怕细节：在二战期间，阿斯伯格与纳粹军方合作密切，并直接导致了数十名儿童的死亡。
阿斯伯格是最早研究和提出自闭症概念的科学家之一。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致力于儿童自闭症的研究，共发表了300多篇论文，还提出了自闭症“疾病谱”的概念。进入上世纪80年代，在阿斯伯格刚刚去世之后，他的研究再次受到世人的关注。1981年，“阿斯伯格综合征”正式进入医学词典。当时，英国精神病学家洛娜·温（Lorna Wing）发现了阿斯伯格1944年的论文，并推广了他的研究成果。
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属于孤独症谱系障碍或广泛性发育障碍，患者的社会交往存在障碍，具有局限的兴趣和重复、刻板的活动方式。1992年，阿斯伯格综合征被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收录。两年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也收录了这种疾病。
除了学术上的崇高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种书籍和学术文章都把他塑造成一个从纳粹的魔爪下拯救了很多自闭症儿童的仁慈形象。阿斯伯格声称自己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抵抗者，并在二战期间保护患者不受纳粹伤害。但在2005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医学历史学家迈克尔·胡本斯托夫（Michael Hubenstorf）首次揭露，阿斯伯格与臭名昭著的纳粹医生弗朗茨·汉布格尔（Franz Hamburger）关系密切。在2015年的《神经部落：自闭症的遗产与神经多样性的未来》一书中，记者史蒂夫·希尔伯曼（Steve Silberman）也提到了阿斯伯格与汉布格尔之间的关系，但没有发现他与纳粹鼓吹的优生学有联系。
随着对阿斯伯格二战期间行为的研究陆续展开，一个恶魔的形象逐渐浮现在世人眼前。阿斯伯格就职的儿童诊所被盟军炸毁，数十年来，很多人都认为临床记录已经在轰炸中毁坏。2009年，这篇最新论文的作者，维也纳医科大学的医学历史学家赫维希·切赫（Herwig Czech）受邀在2010年纪念阿斯伯格逝世的研讨会上发言。这激励他开始深入挖掘维也纳的政府档案，了解儿科医生的详细情况。
由此，他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临床记录。切赫发现，尽管阿斯伯格不是纳粹党员，一份纳粹文件中仍然确认了阿斯伯格对纳粹的忠诚。他还发现了阿斯伯格的笔录，以及他的临床医学文件和笔记。两年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家伊迪丝·谢费尔（Edith Sheffer）浏览了同一份档案。谢费尔的儿子患有自闭症，因此她一直以来都对阿斯伯格非常感兴趣，并认为他有“英雄般”的名誉。
谢费尔说：“在这份档案的第一份文件中，我发现他与一项杀害残疾儿童的纳粹计划相关。”阿斯伯格认为自闭症患儿的行为与纳粹党的价值标准相反。例如，他在笔记中写道，一个正常儿童可以作为“社会中协调的一员”，与其他人进行交流，而自闭症患者“从不考虑外界的限制或惯例”。与他的同事相比，阿斯伯格在临床文件中对残疾或精神病患儿的描述更为消极。
例如，对一个名叫里奥（Leo）的男孩，斯伯格伦德诊所的内科医生的描述是“各方面都发育良好”，而阿斯伯格把他描述为一个“非常难以相处，有精神疾病的男孩，在儿童中很不常见”。阿斯伯格最亲密的同事与导师是斯伯格伦德诊所的优生学计划的设计者。谢费尔说：“他当时处于这个杀戮系统的最高层，所以，我完全不认为他只是一个被动的跟随者。
”切赫也在调查中发现了关键性证据，证明阿斯伯格本人至少把两名儿童送入维也纳的斯伯格伦德诊所，并在一个向诊所送交了数十名儿童的委员会中任职。调查显示，所有儿童都死在诊所中。这里的医生对儿童们做人体实验，甚至直接杀死他们。共有近800名儿童在这里遇害，其中很多是残疾人或身患疾病。诊所的工作人员会给儿童服用巴比妥类药物，而这类药物通常会使儿童死于肺炎。此外，没有证据表明阿斯伯格曾拯救过任何儿童。
“他能把更多儿童送入斯伯格伦德诊所吗？是的，当然可以。”切赫说，“但是他是不是在所有案例中都保持了克制呢？显然没有。”这些档案还显示了阿斯伯格对儿童描述方式的转变。1937年，阿斯伯格给儿童分类时还非常谨慎。
谢费尔说，但是在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几个月后，他就开始将自闭症患儿描述为“特征明显的儿童群体”；不到3年后，他就开始称他们为“不正常的儿童”；到了1944年，他把他们描述为在纳粹理想的“高级人群”之外的个体。对于他表达方式的变化，谢费尔这样认为：“他为什么选择这种表达方式？我认为这是他寻求升职的方式。”她说，阿斯伯格的职业生涯在战争期间青云直上。当他的犹太人同事被撤职时，他却一直在升职。
谢费尔说，战争结束后，他却在采访中称自己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抵抗者，并称安乐死计划是“完全不人道的”。在20世纪90年代，阿斯伯格的生平的相关信息是“几乎空白”的，当时，亚特兰大马库斯自闭症中心（Marcus Autism Center）的主任阿弥·克林（Ami Klin）决定追踪这个消息。他说：“这方面还没有任何历史研究。”现在，细节已经被发掘出来，但人们在如何对待此事上产生了分歧。
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以阿斯伯格命名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是否应该改名？即使在上文出现的两位历史学家之间，也存在分歧：与切赫不同，谢费尔在《纽约时报》中写道，人们应该弃用“阿斯伯格综合征”这个词，终止这个词的使用是“对因阿斯伯格被杀害的儿童，和那些现在身患此病的儿童的尊重”。一些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人认为，是时候停用这个词了，但是大家仍需保持谨慎。
菲尔·施瓦茨（Phil Schwarz）是马塞诸塞州的一位软件工程师，同时也是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他说：“如果人们认为一项科学发现会因研究者的本性和名誉而被玷污、弃置，我对此会感到非常难过。”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戴维·曼德尔（David Mandell）指出，由于某些其他原因，《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已经停止使用“阿斯伯格综合征”这个名词。
与此同时，一些人则认为，继续使用这个名词可能会帮助我们铭记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