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稳定的食物来源，恐怕是人们尝试驯化野生生物的重要动力之一，而由此产生的伟大成就，在今天的餐桌上依然可以体会到。在这些被驯化的物种当中，家猪的影响力尤为特殊。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猪的身上也有许多故事。
在走出非洲后，智人逐渐走向了全世界，世界各地由此诞生了许多原生文明，这些远古先民们也成为了驯化动植物的先行者。由于各文明所处地区野生生物资源的差异，人们选择进行驯化的生物也有所不同：在东亚，人们驯化了鸡与鹌鹑；在北非，坚忍的毛驴成为家畜；在中南美洲，豚鼠和羊驼成为餐桌的常客。
可以断定的是，无论是在两河流域，还是古代中国，人们一定都频繁地接触过身边的野猪。在位于现今土耳其地区，距今9000多年前的安纳托利亚遗址中就发掘出了家猪存在的证据。而在中国，同样是距今9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出土的猪骨，也与野猪出现了显著的不同。随后，关于家猪的线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欧、东南亚、南亚各处。
虽然猪的驯化历史悠久，家猪的存在也十分广泛，但要判定它们的驯化起源却并非易事。毫无疑问，家猪的祖先是呼啸山林的野猪，但因为野猪适应性超强，广泛分布在亚洲大陆全境和非洲北部，并衍生出了至少16个亚种，这导致各地区家猪的祖先可能来自不同的亚种。
当时，相互独立的古文明间发生技术交流的难度非常大，早期的研究也一度证明：世界各地的家猪亲缘关系较远，倒是同一地区的家猪、野猪在基因上更为相似。由此人们推断，古代各地区的文明都独立驯化了身边的野猪，这个现象在中欧、亚平宁、东亚、印度、东南亚和新几内亚这6个区域尤其为明显。
这种学说曾被广泛接受，因为它与考古的证据非常吻合，即使着眼于一个独立文明内部，也呈现出家猪“多中心独立驯化”的特点。以中国为例，黄河流域的古文明与长江下游的古文明在进行猪的驯化时就有着显著差异。两者最初进行野猪驯化时，是处于同一个起点的，但在一千多年后，它们却出现了显著的不同。
黄河流域古文明出土的猪骨中，明显缺少成年公猪的骨骼。这是由于当时阉割技术尚未出现，生长节奏慢且性情暴躁的雄性在幼年时就被抛弃或宰杀了。此外，由于不需要打斗、掘食，这些家猪的头骨也明显缩短了。反观同期的长江流域文明，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却没有对养猪技术进行更多的革新，出土的猪骨还停留在与一千多年前相似、驯化程度很低的状态。
这似乎又提供了一个家猪在各地被独立驯化的证据：如果对这种动物的驯化，是由一个点开始传播到其他地区的，那么后期一定也会有相应的技术交流，各地区的驯化和养殖技术应该相差不远。但事实却是，相距仅仅一千多公里的两组文明间，就存在着一千多年的代差，显然他们之间并没有进行过相关的技术交流。
但细究起来，这种观点的根基并不稳固。要知道，在我们对野生动物进行人工选择的同时，自然环境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可以假设，相较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的古文明所处的自然环境更为优渥。如果在这一千年里，长江流域依然有足够的野生动物资源可供渔猎，那么当地的文明似乎就缺乏了大规模养殖家猪来提供肉食的动力。
而近些年用DNA技术进行的研究，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新的研究表明，全世界各地的家猪，似乎都可以追溯到近东地区和东亚这两个源头上来。东亚地区的家猪源头，并非中国，而更可能是湄公河流域的古代部落。相似的研究还表明，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内蒙古地区驯化的家猪，似乎都来自同一个起点。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基因证据和考古证据之间的裂痕呢？时至今日，我们仍不得而知。
无论家猪的驯化之路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在距今至少6000年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大规模饲养家猪了。我们前面提到，野猪的分布十分广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们极强的环境适应力。野猪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它们几乎什么都吃，而且营养转化效率高的惊人：小野猪在自己生命的头一年里，体重就可以增长近百倍，这在大型哺乳动物中非常罕见。
而驯化野猪得到的家猪，同样继承了这副好胃口。即便是以人类的残羹剩饭粗放养殖，它们也可以吃4公斤饲料长1公斤肉。而到了现代，使用科学配比的精饲料饲养的猪，甚至可以做到吃2公斤饲料长1公斤肉！与之相比，同样很早就被驯化的其他大型哺乳动物，则完全无法与之争锋，牛的饲料转化率太低，山羊、绵羊对饲料更是挑剔。
尽管猪的饲养规模远不如鸡，但凭借着高饲料转化率和迅猛的生长节奏，家猪每年能为人类社会贡献超过1.1亿吨的肉食。除了一些饮食禁忌的地区之外，家猪几乎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肉食供应者。
但在长江流域和内蒙古地区的文明中，家猪的用途却似乎并不局限于食用——猪骨更多的是出现在与祭祀和墓葬相关的场景里。这似乎表明，人类对于猪的驯化并非仅仅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至少在部分文明里，驯化猪或许是出于原始宗教的目的。
威风凛凛的野猪与其他猛兽搏斗的场景，一定令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成年的公野猪，在面对虎豹豺狼的攻击时，甚至会正面硬扛，这有可能让古人对这种勇猛生物产生了格外“神圣”的印象。在新石器时代的不少墓葬中都出现了陪葬的猪，虽然不同遗址的葬猪方式不同——有的只有猪头，有的则是整头猪——但带有猪牙的颌骨却是必不可少的。这似乎预示着古人希望这些曾经以弯曲獠牙勇猛搏斗的野兽，可以为逝去的先人提供护卫。
这种原始的崇拜，时至今日都未彻底消退。在我国的部分地区，尤其是部分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猪牙，依然是避凶驱祟的象征。这种由野猪延伸到家猪的“神圣印象”，在一些尚武民族身上体现地更为明显。大名鼎鼎的努尔哈赤，其名字有nuheci野猪皮的意思。想必他的父亲塔克世起名时，正是希望这个长子能如同野猪一般勇猛无前吧。
当然了，在这些民族看来，野猪和家猪未必是一回事。但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正是他们对野猪的尊崇，造就了他们对养猪的喜爱。根据记载，无论是努尔哈赤时代，还是更早的乌洛候、室韦、肃慎等东北亚民族，都特别喜好养猪——“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他们的邻居雅库特人甚至干脆给这些族群起了一个俗名——通古斯人，也就是养猪人的意思。
当然，人为情感的因素并不一定总能提升家猪的江湖地位，在家猪的原始驯化地近东地区，由于一些宗教的因素，猪肉被认为是不洁之物而被禁止食用。关于这种饮食禁忌的成因有多种观点。有的观点认为，是猪的杂食性和糟糕的生活环境直接造就了不洁的形象；也有观点认为，在早期养殖过程中，这些地区可能爆发过大规模由猪传向人类的瘟疫，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猪的负面印象。
不过，中国人对猪的喜好是毋庸置疑的。
如今，世界上生活着超过10亿头家猪，在中国的就占了其中的四成。对于中国人来说，猪不仅长期与美味挂钩，甚至对农业生产都有显著的推进作用。在一段时间内，因为猪的食量比较大，养猪的经济效益是比较低的。但正如农业俗语所说“养猪不赚钱，回头望望田”，猪粪，是一种量大又质优的生态肥料。与牛粪不同，它无需“沤肥”发酵，就可以直接使用。在缺乏化肥的年代，一车车的猪粪，就是粮食丰收的保障。
而在与人类携手同行了万年后的今天，这些呆萌生物，还在不断走向新的历史角色：它们的皮肤结构与我们非常相近，且来源广泛，因而被用在了许多与皮肤疾病有关的临床研究上，它们的器官甚至成为了潜在的人类器官移植来源。猪，还以宠物的形式陪伴着人类。不过别指望他们不长大了，即使是所谓的小香猪，成年后也有八九十斤。
我们至今还没有彻底掌握家猪的过去，但这也许并不重要。这种曾经桀骜的猛兽，在方方面面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在我们辉煌的文明中，它，还将继续与我们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