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2018年2月，特朗普进一步提出，要在201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70周年的纪念日当天，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美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表态，不仅激怒了巴勒斯坦，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反对，也使自己主导的巴以和谈进程陷入僵局。耶路撒冷问题，也在当前成为巴以争端中难以解决的“死结”。
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后，巴勒斯坦民众愤怒焚烧美国与以色列国旗。耶路撒冷的重要性，首先来自于其巨大的宗教意义。对于犹太教来说，耶路撒冷代表着民族心灵的归宿。根据《希伯来圣经》（《圣经旧约》）记载，当年逃出埃及的犹太人，在与当地人混战了许久之后，终于在大卫的率领下攻陷了耶路撒冷，并将此地定位国都。
大卫王将犹太教最宝贵的“约柜”运到此处，经历了所罗门王时期，在“约柜”周围修建了圣殿，耶路撒冷成为当时附近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所罗门王去世之后，当时的犹太人分裂为两个国家，在地区的影响力也很快衰落。与此同时，新巴比伦帝国开始在当地扩张，尼布甲尼撒二世命令军队攻破耶路撒冷，一大批犹太人被掳掠到巴比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但是随后不久，波斯帝国崛起，并且灭亡了新巴比伦帝国。波斯君主允许被掳掠的犹太人返回故土，将被毁坏的圣殿重新修复，也就是历史上的“第二圣殿”（区别于所罗门时期修建的“圣殿”）。
哭墙，耶路撒冷犹太教圣迹，现存遗址为第二圣殿西侧护墙基座的一部分。长48.768米，高约19米，由12层岩石砌成。犹太人视它为本民族信仰和团结的象征。墙北专供女子祈祷使用，南部则供男子使用。到了罗马时期，罗马人通过希律王控制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在这一时期，犹太教也经历较大的发展，分为不同的教派，其中一个相对较为保守和激进的教派由来自于拿撒勒的耶稣带领，希望改良犹太教。
但是耶稣被罗马人和希律王处死，基督教也因此与犹太教产生分歧，最终演变为独立的宗教。对于基督徒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最后被钉死在耶路撒冷，随后又在耶路撒冷复活，并且预言还将在末日来临之时，重回耶路撒冷。这使耶路撒冷成为基督徒心中的圣城，耶稣生前最后一段路——“苦路”，及其墓地所在——“圣墓教堂”，成为基督教的重要圣地。
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属性”出现得较晚。
7世纪时，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并且迅速扩张到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早期初创伊斯兰教的时候，曾规定要朝拜耶路撒冷的方向；但穆罕默德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也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不过在《圣训》中，确实记载有先知乘坐人面兽身的神马“布拉克”（al-Buraq）前往耶路撒冷，而且还在耶路撒冷见到了真主，真主复活了众位“先知”（伊斯兰教认为，伊布拉欣、摩西、基督等都是先知，但是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与穆罕默德一起礼拜。从此，耶路撒冷也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城，随着穆斯林军队扩张到耶路撒冷，在这里修建了岩顶清真寺和金顶清真寺。
历史上关于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一直存在巨大的争议，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争的历史下，耶路撒冷的历史地位和宗教重要性被无限的加强。尤其是历史上历次十字军东征，使耶路撒冷成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版图争夺的重要“地标”。从16世纪到20世纪，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区被奥斯曼帝国控制。但是随着近代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西方势力在中东的扩张，耶路撒冷再次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
尽管此时的耶路撒冷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城市，而且由于地处内陆，耶路撒冷的经济长期贫困不堪，但是耶路撒冷的宗教和政治意义仍然十分醒目。无论是基督教、东正教，还是各个宗教内部的政治力量，都试图在耶路撒冷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耶路撒冷的政治归属问题更加复杂。“犹太复国主义”被伊斯兰世界视为“帝国主义阴谋”：一方面，其实很多穆斯林认为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的意义并不大，从7世纪以来，耶路撒冷就长期被伊斯兰世界所控制；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建国和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有着直接关系，“犹太复国主义”谋求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国家，其实就是一种“西方阴谋”和“犹太人入侵”。
应当承认，“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欧洲民族主义的产物，其组织和动员形式，也是“欧洲的”。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并不能单说成是“西方阴谋”，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和成长背景，尤其是以色列的建立，虽然离不开美国和欧洲的因素，但其本身其实是近代民族主义建构的产物。
经历了千年的“大流散”，犹太人形成了多个种族团体，在宗教内部也教派各异，唯一能够维系全世界各个犹太群体的，除了犹太教，就是对“圣城”耶路撒冷的热情。在20世纪初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曾经提出了多个“建国方案”，包括非洲建立犹太国家的“乌干达方案”，在南美阿根廷建立犹太国家的“巴塔哥尼亚方案”，甚至包括日本提议的、在中国东北建立犹太国家的“河豚鱼计划”。
但是这些计划和方案，都没有得到犹太人的广泛支持，只有耶路撒冷，才是全世界犹太人心中的宗教和政治圣地。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尽管被今天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学者追述到“千年”之前，但是其实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构建还是非常现代的事件。直到20世纪中期之前，很多巴勒斯坦人称呼今天的巴勒斯坦为“南叙利亚”。
“叙利亚”地区在历史上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囊括今天的土耳其南部、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西奈半岛等地。总的来说，巴勒斯坦民族身份的认知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以色列建立之后，在与以色列和“犹太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加强的。
在随后数十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族身份很大程度上就是彼此相互建构。
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尽管很大程度上脱胎于近代特别是“二战”中遭受的诸多灾难，但是对源源不断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来说，巴以冲突以及历次中东战争才是这个国家共有的记忆，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的战斗，才是所有以色列犹太人所共有的历史经历。对于巴勒斯坦来说，与以色列的冲突，数次中东战争之后的流离失所，都是巴勒斯坦人共同的集体记忆，也因此成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当中的重要内核。
当特朗普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发表有利于以色列的表态之后，实际上让美国主导下的巴以和谈成为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政治禁忌”，巴以和平谈判也因此陷入僵冷状态。耶路撒冷问题不仅涉及到城市的实际归属，而且涉及到巴勒斯坦民族身份和伊斯兰宗教情感，因此当特朗普总统在巴以问题上做出争议表态之后，巴勒斯坦必然要做出反制措施。
在历史上，巴以之间敏感问题争端往往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如1987年和2000年的两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但是在当前来说，巴勒斯坦人爆发类似于“巴勒斯坦大起义”那样的全民暴动，可能性十分有限。
一方面以色列情报机构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信息掌控非常详细，任何可能的异动都可能会遭到以色列安全部队的打压；另一方面，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担心民众暴动会威胁自己的政权基础，加沙地区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局则被当地民众的高失业率（失业率高达70％）所困扰，任何大规模的民众示威都有可能演变为对自己治理合法性的质疑。
因此发动民众反抗以色列占领，表达在巴以问题上的不满，对于巴勒斯坦来说难以成行。
在这种情势下，外交便成为巴勒斯坦人唯一的选择。巴勒斯坦高层希望通过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来向以色列和美国施压，但是效果不佳。
近些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一直希望能够加入联合国，并希望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刑事法院和其他国际机构，制造国际舆论，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压；与此同时，在2017年12月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来，巴勒斯坦更是积极地与欧洲、俄罗斯和中国保持沟通，希望能够促成俄罗斯或者欧洲主导下的新的巴以谈判安排；此外，巴勒斯坦还积极地游说广大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希望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能够以一个坚定统一的态度支持巴勒斯坦，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加外交压力。
但是巴勒斯坦的外交手段在现实政治面前难以奏效。特朗普政府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巴勒斯坦的外交压力并不“感冒”：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申请面临来自美国及其盟国的压力，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缺少客观的影响力，仅能在舆论方面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压；特朗普总统甚至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削减对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援助，显示出对国际机制的不屑。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实际上缺少真正能够约束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手段。
对伊斯兰世界来说，耶路撒冷问题无疑是重要的敏感议题，因此特朗普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做出有利于以色列的表态和言行，无疑会引起伊斯兰世界的反弹。
但是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内部分歧重重，无论是高呼“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还是自诩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沙特阿拉伯，除了在摄像机镜头前向巴勒斯坦表示“口头支持”以外，并不愿意真正的为了巴勒斯坦问题牺牲自己的实际利益。
甚至在2017年12月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峰会上，埃尔多安还和沙特王储萨勒曼“隔空吵架”，批评萨勒曼王储提出的“温和伊斯兰”口号是在“分裂伊斯兰世界”。
巴勒斯坦议题实际上成为各个地区大国争夺“伊斯兰世界话语权”的重要议题，各个伊斯兰国家对巴以问题都小心翼翼。
一方面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往往借助外交平台，相互之间“赛嗓门”，比如埃尔多安不停高呼要“与以色列断交”，“以色列是恐怖主义国家”，以此凝聚国内的合法性；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国家领导层却因为担心可能出现的国内政治乱局，并不愿意真的“出力”，害怕自己被推到与美国和以色列对抗的第一线，往往支持巴勒斯坦团体在其他“地区对手”国内“闹事儿”，祸水他引。
一些巴勒斯坦人抱怨道：那些海湾阿拉伯富国，宁可去欧洲购买一支昂贵的足球俱乐部（如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也不愿多投资金帮助巴勒斯坦民众。
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涉及到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因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巴以双方的“零和博弈”议题。耶路撒冷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巴以双方在现实层面通过巧妙的外交安排来予以实现，更需要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和民族身份重构来推动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