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1927年写成的小说《赵子曰》里，学生们硬装洋气，到西餐馆子里点“西红柿炒山药蛋”，尝了一口觉得难以下咽。8年以后，他又写下一篇题为《西红柿》的短文，讲到西红柿过去中国人是不吃的，而且中国人确实是吃不习惯，只是因为文化入侵，才开始接受“番茄虾仁”这样滴点西红柿汁的小菜。说中国人不吃西红柿，在今天能引起一场堪比甜咸豆腐脑的口水战争。
但老舍的话其实反映了一个有趣的史实，西红柿作为蔬菜被中国人接受，是在很晚近的时代。
中国人吃西红柿的时间不长。明朝王象晋的《群芳谱》（1621年）已有西红柿的记载，称为“蕃柿”，但种“蕃柿”只因为火红色的果实好看，并没有提到吃。在中国，最早吃西红柿的可能是台湾人，但不是怎样爱吃它，吃法也跟现在不同。《台湾府志》（1685年）称西红柿为“柑仔蜜”，提到它“可和糖煮作茶品”。
清末至民国时期，是中国人学习吃西红柿的重要时间段。这时，各地对西红柿的态度，可以说有爱有恨，爱憎分明，老舍之所以会认为大家都不喜欢西红柿，也是因为他碰巧一直待在“恨西红柿”的区域里。
西红柿是饭桌上的常客，受到人们的喜爱，西红柿炒鸡蛋更可被称为“国菜”。不同的地方，西红柿的待遇也不一样。黑龙江的西红柿，是在清末从俄罗斯引种的。《呼兰府志》（1910年）已提到西红柿“味微甜”，当时称为“洋柿”。
值得注意的，呼兰区最有名的作家——萧红，在《生死场》（1935年）里，详细描写了西红柿田，她称之为“柿”或“柿子”，今天东北方言里仍用“洋柿子”和“柿子”（并非真的柿子）称呼西红柿。广东作为大吃省，对西红柿的态度相当开放。《广东通志稿》（1935年）载，西红柿“传入广东为人所嗜食”，“已成为普遍之种植”，而且开发了独特的吃法，西方人吃西红柿是生食，中国人是“与肉类煮熟”。
以接受外来事物而闻名的上海，在接受西红柿方面却落后了。《阜宁县续志》（1932年）提到西红柿“近年输入食用种，但植者不多。”云南是接受西红柿的先锋地区。《石屏县志》（1937年）提到，石屏人过去误以为西红柿有毒，“近年则成为食品佳者”，这和美国的西红柿接受史，倒是很像的。我能找到最早关于“国菜”的记录，是汪曾祺的话“昆明馆子里的西红柿炒鸡蛋水平甚高。
”汪曾祺从1939年开始，在昆明旅居七年，这道菜当是在这个时间段吃到的。他特别强调了西红柿炒到断生，颜色分明，不像北方那样炒烂。最早的“国菜”流派之争，也许不是甜咸之争，而是“炒整块”和“炒成酱”之争。
中国文人里，接受西红柿的先锋人物，要属四川作家兼社会活动家李劼人。1930年，李劼人因为不满军阀操控学术界，从成都大学辞职，开饭馆谋生，他的饭馆菜色有“番茄撕耳面”。
李劼人在1947年写的《漫谈中国人之衣食住行》里，还提到一道四六不着调的菜：番茄酱烧海参。贵州也是吃西红柿大省，《麻江县志》（1938年）提到一种储存西红柿的办法，“和盐、蒜、番椒、醴酒腌罐中”，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今天大家喜闻乐见的“红酸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