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爸”甘休，“育爸”不能？这个问句，来自2013年台湾学者李庭欣、王舒芸对根据台湾地区《性别平等工作法》提领带薪育婴假的爸爸们进行研究时提出的困惑，意图表达即使以法律形式确保男性参与家庭照顾的权利和义务，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的传统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仍然在无形中约束着个体行为，令多元化的父亲角色与新形态的父职参与发展迟缓。对于有着同样深厚的东亚社会父权制文化历史的中国社会，情况颇多类似。
长期以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触及的基本是公共领域的性别分工问题，家庭领域的性别分工少有关注，家庭内的无酬劳动被约定俗成地认为是“女人的事”。工作时间之外的儿童照顾责任被自然而然地留给妇女（母亲）。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地推进，女性就业权利和婴幼儿托育的矛盾日显突出，隐藏在两者之间的父职参与问题不应该再是那只房间里的大象，熟视无睹。
2017年10月，《南方人物周刊》发表封面故事“二孩家庭进化论”，文章采写了多个二孩家庭，作为二孩家长受访的11位“人物”中，只有一位爸爸，其余皆为妈妈。我们不禁要问，刚刚起跑的全面二孩时代，难道只有女性面临进化的考验、挑战和压力吗；时代日新月异，政策瞬息速变，难道爸爸们还能原地踏步？北欧国家妇女高就业率和相对较高的生育率一向为女性主义研究者称羡，其策略主张也受到欧洲国家的广泛采纳。
这其中既有政策角度上（提供育婴假和育儿设施）把女性留在职场的优先考量，也不乏文化层面上重构男性角色的干预措施，由支持高度性别分工的“丈夫养家、妻子照顾家庭”的传统家庭模式向“夫妻共同养家、共同照顾家庭”模式转变，从而建立起一个政策主导-男性响应-女性兼顾就业和生育的体系。
2015年美国当代家庭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家务、性别和亲职》的研究报告，指出家庭生活中“给力”的丈夫是鼓励职业女性多生育孩子的重要因素，1965年以来，美国已婚男性的育儿参与增加了两倍，日常照料增加了三倍，已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减少，但是育儿的时间仍在增加；丈夫参与的育儿照料越多，妻子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越强。
根据2017年末笔者参加的对上海某区478位已育一孩的在职人群（男性238人，女性240人）中开展的围绕二孩议题的调查显示，明确表达想要二孩的男性比女性高10%，对二孩持模糊态度的女性则多于男性。
细加分析，受访者被问及如果生育二孩后对本人生活和职业将会产生的影响，两性差异明显，诸如认为本人需要调整工作状态、减少出差、减少加班、减少个人娱乐休息社交时间的女性比男性高近25%；认为配偶将会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男性比女性高11.9%；认为配偶将“不受影响”或“说不清”的女性比男性高20%；认为本人的职业发展趋向不会受到生育二孩影响的男性比女性高22%等等。
关于二孩出生后的照料问题，男性更倾向于雇请月嫂/育儿嫂照料，女性则倾向于本人或配偶的父母照料，此外还有比女性高5.3%男性选择“还没想好”这个问题。该调查试图了解配偶支持对职业女性的二孩意愿有无影响，数据却揭示出，虽然爸爸们想要二孩，妈妈们才是操心着与生育二孩相关的一系列后续难题的那些人。
根据所有受访者对家务问题的回答，并且与三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对照，可以看出，认为夫妇双方承担家务差不多的比例较过去20多年有相当大的增加。但是两性的差距不仅依旧明显，而且在工作日和非工作日同步上升的幅度也比较一致。有意思的是，两性对本人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务投入中的看法，无论是自我评估还是评估他人，都有明显差距。
对于“孩子3岁以前的主要照料者”这个问题，认为“本人”是主要照料者的，男性多于女性近1%；而承认配偶是主要照料者的，男女差距达10%；认可本人和配偶共同照料的，男性比女性高近一倍；然而赞同双方老人承担了主要照料任务的男性则远远不及女性。
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著写的这本被誉为“最畅销的标志性双职工家庭动态研究”经典之作《The Second Shift（两班倒）》中，描述了十分典型的这样一类家庭，丈夫并未感知到并且感激妻子在家务中的付出，在他的语汇中，“我”被“我们”所替代——“您感到在家庭生活中您做得家务足够多吗？”他大笑起来，“不。我得承认我们或许可以做更多。
但我也不得不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干的家务活比我们真的做了的多。看，我们把很多该干的活儿搁一边了。”基于上述情况，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不高的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
爸爸们的进化固然有赖于国家政策工具的改进甚至创新，但男性主观意识上对自身家庭角色和照料职责的认知、内化和实践，不仅是性别文化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联合国妇女署倡导的“他为她”（He For She）主张最基层、最直接地反映，更是二孩时代助力女性改善处境的贴心暖男之举，——两性共同进化，迎接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