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先生是我们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他的论文，尤其是译作，是这几个学科，尤其是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得以在中国建立的根基。当年考研究生时，我就认真研读过他的文章和译著。但直到大约十年前，我才知道，范先生是与许先生密切交往了近七十年的老朋友，所以很想请他谈一谈许先生。范先生不同意，说会自写纪念文章。
我想，作为年轻人，我看待过往会有不同的视角，且由我来执笔，肯定会较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要容易一些。所以，我就以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者的身份，改请范先生谈他的那些中国科学院内的浙江大学校友——其实目的仍然是请他谈许先生，因为那些人多是许先生提名调过来的，与许先生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次范先生同意了，而我们合作的成果就是《中国科学院的老浙大人》一文。
它从范、许等人1950年代的政治经历出发，对地下党员屡遭排挤、打击的命运作了反思，引发不少反响。此文也让范先生对我刮目相看。不久，他跟我联系，提议我帮他做口述历史。我写过几本传记，知道这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事，所以，此前一两年，手头积压了大量本职工作的我已婉拒过几位老院士向我提出的类似建议。
但我又不忍心放弃这么有价值的一项工作：范先生不仅是1978年后西方科学哲学进入中国的主要引入者，还出身于一个留学世家，且曾参加过地下党、当过右派，其经历十分丰富；而他记忆力既好，心态又很开放，对很多往事都有深入思考。在口述历史工作中，这种访谈对象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于是我跟师友们商量。樊洪业先生说，把范先生的传记列入“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的选题计划时，他就想过让我去帮范先生，只是他知道我忙，不忍给我添担子。作为我的顶头上司，院史研究室主任王扬宗研究员十分尊重范先生，支持我去帮他。适从美国回来探亲的王作跃教授获悉此事后，把他2011年四次访谈范先生的录音交给我，希望我能把他已起步的工作完成。
既然访谈价值很大，师友们很支持，我就接下了这项工作。于是，从2013年夏天起，我每周访谈范先生半天，至2014年春天基本谈完。然后是文字整理工作，从最初的誊录稿，到我的整理稿，再到范先生的审定稿，历时一年才告完成。期间我还先后到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浙江上虞去考察范先生成长、学习过的地方。书稿提交给丛书主编后，我们又根据审稿人的众多建议，两次大修，至2017年上半年方才出版。
从2004年至2013年，我差不多每月都会去看望许良英先生两三次，几乎每次都跟他有深入交谈。2012年10月25日他在晨练时不慎摔倒，是我和王作跃教授将他送去医院的。半个月后他因这次摔倒的后遗症而住院。2013年12月16日晚上我去医院探望他，他还跟我说了很可能是他人生中说的最后几句话。最近三年，为了帮范先生整理口述自传，我跟范岱年先生又有十分密切的交流。
回看这两位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的前辈，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人的命运真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性格所决定。许先生是个引人注目的奇人。他智力高超，目光敏锐，深受浙大校训“求是”精神的熏陶，真正做到了“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道德高尚，不存什么私心；为人十分自信，说话不分场合、不留情面，写作文笔犀利、说理透彻，行事果敢决绝、“虽千万人吾往矣”、“虽九死而不悔”。
这种个性，令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崇敬，促使他早年在革命上、中晚年在学术上取得较大成功。但智力高超者常常会对平庸之辈不耐烦，道德高尚者难免会以律己方式律人，相处一久，平凡的、有着种种私欲的常人也容易畏惧他、疏远他，那些心胸狭隘的甚至一有机会就要报复他。于是，同一种个性，又使他人缘差，因而在政治运动中多次遭遇重大打击——从胡风分子嫌疑，到“右派”，到两次被开除党籍等。
换成常人，经受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会软瘫下来，而他却是愈战愈勇，老而弥坚，健康工作到93岁。范先生是个并不给他人造成压力的常人。他知识渊博而又谦虚，道德过硬而又宽厚，既真诚又善良，既热情又平和。与这样的人相处，不但很少产生冲突，还常有如沐春风之感。这种个性，使他获得了很多人的友谊。
人们很容易亲近他，很愿意和他合作，很乐意帮助他，即使在他落难的时候，也有不少人愿意或明或暗地对他伸以援手，哪怕这样做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风险。他确实受难了，但这种受难纯粹是因为不当的体制和错误的政策，不是因为人事矛盾。所以，只要有机会，人们都愿意给他帮助。因而，他能在贱民身份未除的情况下，重新回到学术界，甚至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
不能当作者，他就做翻译；不能发表署名文章，他就做编辑，反正不脱离学术。笔耕不辍，日拱一卒，几十年下来，他发表了大量译著，编辑了大量文章，成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新学科的引入者、开创者和守门人，并对全国性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都曾加入过地下党，都是学者，但许先生、范先生的倾向明显不同。
当年，许先生是压抑了自己对于物理学研究的兴趣，拒绝了导师王淦昌教授留他下来做助教的建议，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决然离开浙江大学去外地主动寻找共产党。而范先生却是因抹不开邀请者的情面而被动加入共产党，虽然他以参加革命作为知是非、有道德的青年的义务，但还是深切盼望自己在革命成功后能成为教授。
许先生谈人论事洞若观火，一旦做出决定，执行起来就意志如铁（他给长子取名为“成钢”，这恐怕不仅是他寄予儿子的期望，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在他的身上，有着浓烈的革命家气质。范先生博览群书，惯于体察和倾听各种意见，并不相信唯一真理的存在，更不以为自己掌握了它。在执行决定时，并不完全排除决定有误或自己失误的可能。在他的身上，洋溢出来的是浓烈的学者气质。
许先生嫉恶如仇、锋芒毕露，常对他所认为的“假、恶、丑”或不当言行展开尖锐的批评乃至针尖对麦芒的斗争。记得有一次他随口说起自己当着胡耀邦等多位中央书记处领导的面批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的事，听得前来访谈的王作跃教授和我瞠目结舌——仅仅因为上司改了他一小段文稿，他就敢如此让上司在更高层领导面前难以下台！他当然是浙大“求是”精神的传承者，其纯粹程度，甚至超过了作为该精神最初阐释者的竺可桢校长。
范先生温和宽厚，善良坦诚，律己以严，待人以宽，他人滴水之恩、自己尺寸之失，均牢记于心，从不隐瞒。譬如，在修订口述自传中，他补入了一段在“肃反”运动中，他响应号召检举长辈李季谷曾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事，并一再认错、道歉。再如，在反右运动中，身为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整风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的他，反被打成了右派。对此，他的态度是：庆幸被打成右派的是自己，而不是由自己来打右派。
这不仅体现了他的善良，还体现了强烈的求真精神。他固然在锋锐程度上远不及许先生，但我们能说他不是浙大“求是”精神的传承者么？
可能正是在孜孜不倦“求是”上的一致性，律人甚严、不时与人绝交的许先生才和范先生相濡以沫，密切合作，保持了近七十年的友谊，结成了终身的挚友。许先生乃特殊材料铸成，英才天纵，是学不了的；而范先生有如一位邻居，其成才之路和睿智的人生态度，很可作为常人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