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先生去世的消息一传出，我就收到几家媒体的约稿。但我把这些邀请全推掉了，理由很简单：虽然我认识李佩先生已超过十年，近年来我还一度每周都参加她在力学所主持的“钱学森科学与教育思想研讨会”，但是我并没有专门访谈过她。我了解她的部分事迹，见识过她“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阶段的一些作为，可我没能深入她的内心，对她一生的苦与痛、追求与失望缺乏领悟，还写不出她的思想和神采。
但我还是申请于今天做一个发言，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我获得了一份关键的资料，让我把我所见到、听到、读到的李先生的一些片段凝成一个整体。今天在场的多是对李先生相知很深的学生和朋友，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我脑海中的李先生的形象呈现出来，请大家检验。
年轻时：奔走于国共之间我抄录的这份题为《关于李佩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情况》的报告作于1975年6月26日。
经历7年的审查后，李佩仍被认定在“追随朱学范从事黄色工会的活动”时，“广泛活动于国民党上层社会及美国工会‘产联-劳联’之间，结识不少中外反动人物”，如戴笠、胡宗南、康泽、陈质平（曾任军统印缅站站长）等。报告称，李佩与前述四人分别进行过单独长谈。
报告否定李佩加入过中统组织，但仍怀疑她加入过军统、FBI、CIA等特务组织，并认为她1949年归国、1950年去美国、1956年再次归国都可能是接受了FBI的任务，认为这些问题只有等“中央三办弄清朱学范集团的性质和问题”后再做结论。审查报告的最后结论是：“总之，李佩本人，历史复杂，社会关系复杂，有些问题一时难以弄清，建议所在单位今后对她控制使用。”
这些指控的依据是朱学范等人以及李佩本人在逼迫之下曾经做出然后又予以推翻的口供，在内容上是不可靠的。但结合我在不久前看到的中国科技大学2007年夏天给李先生做的视频访谈，以及近十年来我接触到的老年李佩，我脑中出现了一个猜想：她从年轻时起就试图做一个超越党派的社会活动家，致力于交流与沟通，为人们做实事，希望激发人们的智慧，推动学术进步，促进国家向和平、富强的方向发展。
其具体表现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念书时竞选并当上了校学生会副主席；毕业后（1941年）到中国劳工协会工作，负责工会经费的管理，不仅把宝贵的美国捐款发放给国统区的有关组织，还将其发放给延安的工会；自己参加且成功帮助延安的代表邓发参加国际工联大会（1945年）；自己参加且努力帮助延安的代表邓颖超等参加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1945年）；与国共两党的高层多次接触、交谈；等等。
运动时的审查，总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人。于是，李佩与他人所做的那些没有第三人作证的那些接触成了很难解释清楚的“坏事”，而她，也就成了一个居心叵测之人。可今天在场的接触了她多年的几十位资深学者，4月5日她和郭永怀合葬仪式的几百位参加者，所见识、所说出的都是她的好。我更倾向于从善意来揣度她。
我相信李佩在1940年代确实与胡宗南、戴笠等国民党的军政要人有过接触和交谈。可就在同一个时期，她不也与周恩来、邓发、龚澎等共产党的军政要人有过接触和交谈么？作为一个女生，她能在西南联合大学做到学生会副主席，想必那时就是个热情、活跃、能干的人。位卑不敢忘忧国，作为一个关心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她利用机缘、抓住机会，为争取国共两党协同抗日、避免国共两党发生内战而奔走、沟通，又有何不可？
但她从国家和民族出发的超越党派的言行却于1940年代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猜忌，于1960-1970年代受到共产党政府长近十年的审查。而她本人，也长年以来对这段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巨大伤害的经历讳莫如深。现在看来，她和其他超越党派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沟通言行不但是不可指责的，还是难能可贵的。
真正值得遗憾的是，他们没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没能在抗战胜利后使得国家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从而陷自己于险境，令自己显得不合时宜。
中年时：抚慰学生和同事从1956年和丈夫郭永怀一道归国，至1968年被隔离审查，李佩先做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中关村西郊办公室副主任，后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英语教师，并没有得到重用，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也遭拒绝。
尽管地位不高，她仍热情地为改善周围同事的工作、生活条件而奔走，还不时邀请学生和年轻同事上门，和他们聊天、改善他们的生活，甚至在“文革”爆发了一段时间，有些人遭到批斗之后，她仍主动上门去致以安慰。
如果说在中关村地区创办医院、托儿所、西式点心店等是她无可非议的本职工作，那么，顶着“与党争夺青年”的指控约学生等到自己家里谈话，冒着“通风报信”的罪名去看望被批斗者，这些出于她的热情天性、闪烁着人性光辉的行为，在当时绝对属于不合时宜。顺便说一句，那些李佩于1950年前后担负有共产党交办的秘密使命的说法，我是不太信服的。
如果共产党当局真信任她，真给了她秘密使命，就不会怀疑她1949年归国、1950年去美国、1956年再次归国是接受了FBI的任务，就不会让她在归国后一直地位不高——直到“文革”爆发，她还只是一个普通的17级职员，既不够格当“反动学术权威”，也不够格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真正受党委托，担负有秘密使命的留美学生，譬如傅君诏，回国后就得到信任，就被委以重任。
如果说李佩真有积极鼓动留美科学家归国的言行，那也只是她的自发行为，而不是接受了什么秘密使命。何况，还没有证据表明，她在美国积极参与了留美中国科协的活动。
年老时：服务中关村社区
“文革”期间，因为1940年代的言行，李佩被卷入朱学范集团案，被隔离审查近十年，期间还经历了失夫之痛。处在一个巨大的疯人院里，她的情绪想必是痛苦和压抑的。作为专政和歧视的对象，她备受煎熬，既无条件也无心情开展什么社会活动。
改革开放后，虽然已经年过花甲，李佩依然绽放了人生之第二春。她自编教材、广请能师，为我国的英语教育事业和自费留学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87年离休之后，抱着“让老年人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安排晚年生活”的宗旨发，李佩成立了“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为大家提供了大量的服务。中关村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与工人、农民、军人不同，知识分子即使退休了，在智识方面依然有很强的需求。
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她开始给大家组织学术讲座，频度大概为每周一次。我有幸被李先生亲自打电话请过两次，这是我和她交往之始。她还不时举办座谈会。记得我参加的由李先生主持的第一个活动是2006年的“十二年规划五十年座谈会”，在那个会上，我见到了彭桓武等多位院士和胡德平、吴明瑜等多位高级官员。
我组织过一些学术活动，深知其繁琐和困难。李先生二十多年如一日，在并无经费的情况下，举办了数百场的讲座或座谈会。而且，不管是主讲还是听众，都可以说属于京城水平很高的群体。我去过李先生家，里面简朴异常，仿佛还是几十年前的水平。尽管生活朴素，她仍给大家提供了二十多年的精神盛宴。在座的诸位，虽然相当多数年岁已经很高，依然头脑敏锐，我想，这里面有李先生的一分功劳在！
我认为，离休之后，是李佩比较能展示她的魅力和才华的阶段。虽然官方地位不高，她在民间仍有口皆碑、拥有崇高的声望，往往是只要她一个电话打过去，不管是部长还是名教授，就会克服困难赶过来。尽管没有出场费可拿，他们仍会感到十分荣幸。而作为一个有社会活动家才华的人，李先生唯有在这个阶段才是比较合乎时宜的。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一直是一个被撕裂得很厉害、内部争斗很激烈的国度，这严重妨碍了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进步。像李先生这种具有热心肠和高超沟通才能的人，应当是我们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可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李先生长期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不仅是她个人的遗憾，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希望国家能变得更宽容、宽松、宽和，使成百上千的李佩能涌现出来，并尽展所能，为国家的进步发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