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中国的基础科研经费基本采用项目申请制，而评价一个科研工作者则主要看其论文发表在多少影响因子的学术期刊上。无论是项目申请制度，还是以SCI论文的影响因子为主的评价体系都借鉴了西方的经验，也有章可循。但是一些专家学者却指出，在实施的过程中，却有些过于“功利化”。一方面，对于项目成果、研究人员的评价体系过于单一；而另一方面，主管部门在评价项目、人员时，除却以上评价机制外，又没有很好的参照。
或者说，在缺乏对基础科研的意义认知的背景下，对其评价只能强调一些量化的方法。这无疑是中国基础科研评价体系的一个软肋。
就在最近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主办的《科学与社会》杂志上，来自中国各大院所的学者针对中国基础科研存在的短板进行了集中剖析。《知识分子》对这些学者的观点进行整理、编辑，形成《中国基础科研的短板》系列文章，以期为中国基础科研的发展、改革提供借鉴。今天推送的中国基础科研短板系列文章第三篇，谈谈基础科研的“项目制”和功利性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大椿教授指出，科研经费申请以项目制为基础存在一些短板。在实行项目制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最突出的是项目制通常用搞工程的方式，或者准工程的方式，来解决立项、实施、验收诸问题，这对结果预期明确的工程来说，也许是合理的。因为对于这类项目，它的招投标和评审，设计、操作、验收等等都在预期之中，的确比较好操作。但是，基础研究一般只能有设想，充满不确定性。
基础研究强调的是创造性，不论是过程还是结果，很多东西并非事先就能完全把握的，如果能，也就不叫什么发现和创造了。刘大椿提到，项目制对于基础研究更为可虑的副作用是，很难保证项目的主持者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因为争取到项目对他来说可能是第一位的，争取到了项目，才可能有资源和条件生存下去。其实有些同行，争取项目并不是他们最想做的，但是他必须首先争取到项目，才能保证考核合格和届时晋升。
所以，就投入政策的导向来说，为什么会造成学界的浮躁风气呢？主要是它忽略了基础研究的本性是需要有创造性的，需要给自由研究留有比较大的空间，而项目制对此是有所欠缺的。
在评价的政策方面，刘大椿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现在的评价，无论对单位还是对个人，无论评一流、评先进还是评优秀、评职称，实际上都是强调量化的方法。
刘大椿强调，不是说量化的方法不好、不能用，没有量就没有质，离开量化方法谈评估，显然也是矛盾重重。但是，当下这个量化的方法用偏了、被绝对化了。刘大椿提到，多年前强调在SCI上发文，这成了评优的绝对指标，结果是我国科技界在国外杂志上发文的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了（编者注：现以成为第一），难道我国科技水平也达到世界第二的水平了吗？
论文的数量有把科研的本质异化的趋势，然而科研争的并不是一个数量化的指标，而是争创造性。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科技政策，从这个导向上来讲，要着力克服他的短处，要看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万能的社会，什么都是政府管的，所以政策太重要了。在这个政策导向上，包括投入、包括人才、也包括评价政策，都是和我们的基础研究紧密相关的。刘大椿补充道。
在本质异化的问题上，刘大椿指出了现今政策导向造成的四个特别严重的方面，一是行政化，我们的资源和评价的主体，往往错位，实质上成了行政主导；二是数量化，把最重要的、科研本身的质量放在一边；三是形式化，弄得单位去争指标，个人去争帽子，指标第一，帽子满天飞；而行政化、数量化和形式化，最后就造成绝对化，凡事用一把尺子，去衡量不同性质的事物，既用尺子去量身高，又用这把尺子去量体重，忽视不同类别、不同性质、不同学科的问题，不导致浮躁风气才怪。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刘兵教授也提到，因为对这种功利性前景的特殊关注，政府对基础研究的干预还是比较多的。但在政府过多干预后，就存在一个问题，会形成一种新的逻辑，即官员的政绩逻辑。包括平时对基础研究甚至非基础研究的管理来说，其实人们现在讲的很多具体的问题，不管是资源分配、科研考核，还是评价，或者制订具体措施和政策、评审项目等，从导向上看，本质上都是官员政绩的折射的体现。
刘兵进一步指出，一旦变成政绩了，就会要求快出成绩。然而，官员的任职是短期制的，在任期内要搞出可见的成果才行，这么一个功利目标与政绩结合起来，就出现了那些“要加速，要快的问题”。但这样的科研成果即使得到了，也未必是最好的。如果承认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就要从根本上排斥功利性的东西，这才能真正体现出基础研究对文化的价值和对整体实力的长久价值。
下一期《中国基础科研的短板》系列文章，将探讨中国基础科研的转化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