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霍金的辞世，令我和众多朋友、同事深感悲痛。长久以来，他不仅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激励世人的榜样。我很荣幸，在过去长达46年的时光中，曾与这样一位科学巨匠相识相知。他那标志性的胜利微笑、诙谐的言辞，以及坚定果敢的精神，无不深深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让人难以忘怀。与霍金的初见，可追溯到1972年，当时我作为一名研究生新生，进入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深造。他的发音含糊不清，初见时往往难解其意。
恰巧，我的博士生导师Brandon Carter教授与霍金既是关系紧密的合作者，也是亲密无间的好友。那个夏天，他们和James Bardeen在莱苏士联合创立了一项关于黑洞热力学的简明理论框架。在他们的共用办公间里，纸张笔记铺满了桌子和地板的每一个角落。可即便如此，霍金也总能在一片狼籍中准确找出需要的文件。在研究所他不得不依靠轮椅在走廊里上下移动，但他坚持用自己的双手来推动。
虽然健康每况愈下，他却仍然保持高强度的工作，哪怕晚上7点以后，他的办公室也常常灯火通明。每次我帮他安顿到他的手控式电动汽车里，常常担心，在漫漫的归家途中，他的车是否有足够的电力躲避那些飞驰的卡车。在剑桥天文研究所的时光很美好，各位杰出教授以及国际知名访问学者与学生们亦师亦友。
比如，我的导师Brandon Carter就常常邀请我到他家聚餐，一个坐落于剑桥附近村庄中的小别墅，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霍金的夫人简。虽然都是家常的餐食，但聊天内容却涉猎极广，从科学到文化，从文化到历史，每次都是一场丰富的精神盛宴。我们的大厨Brandon，甚至由于太过投入，常常忘记炉上正烧煮的锅皿而烧糊菜。后来，Brandon携夫人搬去了他们位于巴黎的公寓，霍金的家就成了我们新的阵地。
我至今仍记得，那是个位于小圣玛丽车道的狭小公寓房，一条窄窄的楼梯笔直的通向四楼。有一次，Kip Thorne也加入了我们的聚餐，为了向Kip展示他的某件收藏，霍金不得不艰难地爬上陡峭的楼梯。我想帮忙，却被简制止，她是那么地了解霍金，知道他多么渴望自食其力，虽然过程艰辛，但对霍金来说未尝不是一场精神与身体的锤炼。
很明显，正是由于简的理解包容、坚定奉献以及体贴入微的看护，霍金才能下定决心、尽可能地正常生活。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简常常带着他们蹒跚学步的孩子一起，来天文研究所看望霍金。他们甚至在所长的花园里，辟出一方小小的菜地。某个仲夏夜，在简离开后，我主动请缨帮助霍金观测土星，所用的诺森伯兰望远镜在一个世纪以前，曾被James Challis征用，寻找海王星未果。
作为一个热衷于纸上谈兵的理论家的我，校准望远镜颇费周章。由于土星略高出地平线，我不得不将霍金安置在一个带梯子的、可移动的木椅上。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观测到土星壮观的环状结构。他骄傲地告诉我，伽利略是世界上第一个看见土星环的人，而他则诞生于伽利略逝世300周年，真是个有趣又神奇的巧合。而今，斯蒂芬·霍金的离世之日，没有早一天，也没有晚一天，恰恰是爱因斯坦诞辰139周年，冥冥中似有深意。
剑桥的许多社交生活都围绕着各个学院，而我和霍金同在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当时，学院院长是李约瑟, 因为其对中国科学和文明史的巨大贡献, 他常常成为高桌晚宴上大家探讨的焦点。在这类社交聚会上，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相互启发、获取灵感，霍金也乐此不疲。甚至为了出入二楼的餐厅，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转动轮椅，以顺利通过后厨的食物传送电梯。
但无论是行动的不便，还是沟通的不畅，都无法磨灭他积极融入各类知识交流活动中的热情。在天文研究所，有很多优秀的访问学者。比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Chandrasekhar曾到访并做了一场关于相对论性椭球体的报告。就如同他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一样，Chandrasekhar在报告过程中系统地展示了很多形式复杂的公式，这些公式写在透明的投影玻片上，推导过程一气呵成。
演讲中途，房间后方传来一些喃喃自语，并夹杂着难以理解的评论。大家静默下来，直到霍金的某个学生转达他戏虐的评论——“第7页第3行第2项符号错误”。大家爆笑出声，气氛活跃起来，唯有Chandrasekhar一脸严肃地盯着那个公式，想了半天，最后声明“符号没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霍金发现了黑洞辐射，其实他最初的想法是检验Bekenstein对于熵描述的正确性。
结果在研究过程中，他取得了真正革命性的进展，发现了量子效应导致的黑洞辐射。他长时间地呆在办公室里，一边凝视着窗外开阔的牧场，一边思考。自从手臂活动能力丧失后，他只能在脑中完成大多数的计算，然后由学生们帮他将想法写下来。在他公布了自己的最新发现后，受到了某些权威方的质疑，文章的发表过程也波折不断。当然，这些小坎坷都无法阻挡他前进的脚步，后续的工作进一步巩固了概念基础，完善了这一非凡的理论。
他关于奇点理论和黑洞辐射的工作，引发了学术界的大量关注。来自世界各地的邀请信纷至沓来，霍金也竭尽所能地去更远的地方讲学，向世界传达自己的观点。某次恰逢陈省身到访，我同邀了霍金夫妇来家中聚餐。席间，霍金差点因为一块鸡肉而窒息，我们都吓坏了，然而简冷静地把手臂环绕在霍金脖子上，施压将堵塞物清理出来。后来闲谈时，简告诉我，她有1/8的中国血统，因为她母亲的曾祖母是中国人，姓“Lam”。
当我告诉她“Lam”就是“林”字的粤语发音后，她甚至打趣也许我们是远亲。一年后，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简的名字命名，霍金和简成为了孩子的教父、教母。随着霍金病情的恶化，护士和学生开始搬到他们位于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附近的新家。尽管他们全力以赴维持着霍金的身体机能，但来自身体的压力和紧张的情绪，仍不可避免地加重了他的病情，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平添了许多烦恼。
这一时期，简仍在攻读现代语言的博士学位，学习、唱歌、瑜伽成为她为数不多消解苦闷的方式。尽管如此，他们全家还是每年抽出时间前往他们位于法国布列塔尼海岸的小屋度假。简是这些年假的总指挥，而霍金也非常珍惜他的家庭生活，虽然每次年假都意味着他必须忍受并克服巨大的挑战。
70年代后期，渐冻症摧毁了霍金的大部分行动能力，他不得不换了一个电动轮椅。很快，这个代步工具成为他和孩子们最为衷爱的玩具。霍金就是这样，无论境况如此不堪，他总能寻到快乐的由头，笑对生活。斯蒂芬·霍金的励志事迹和他的人性光辉成就了他当世巨星的地位。他很享受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身份和头顶无时无刻不在的聚光灯。
当大多数人都在抱怨并尽可能避免长途旅行时，霍金却被异国情调所吸引，甘冒其险，从长城到白宫，无不留下了他的身影。甚至在他热切地期盼下，终于能够亲自感受一下NASA培训飞机上的失重体验。不幸的是，在一次前往瑞士的途中，霍金忽染致命的肺炎，简果断通过紧急空运将他带回英国，实施气管切开手术，挽留了他的生命，却也让他彻底失了声。
几周后，我在剑桥的Addenbrook医院见到他时，他看起来很沮丧，似乎已经丧失了生存下去的动力。简陪伴在侧，试图帮助他开发出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比如利用眼球的转动锁定字母板上的对应字母。所幸科技的飞速发展，让他很快可以通过唯一能动的拇指，控制一个语音合成器。尽管这一方式交流进程缓慢，却无疑为他打开了与外界沟通的窗口，令他振奋。
他最初还常常抱怨这个语音合成器发出的美国口音，后来却又拒绝更换，因为这种口音，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然成为他的标志。
后来我定居加州，每次去剑桥开会时都会拜访霍金。即使他的健康状况堪忧，却仍对自然和人文科学的诸多基本问题非常感兴趣。几年前，我们甚至还聊到了地外生命和人工智能的前景。当时，他的手指机能也丧失殆尽，所有表达都只能借助于眼球的运动和眼镜上的一个微型屏幕。尽管每一个简明的句子都需要花费10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霍金依然竭尽所能地传达着自己的每一个观点。
事实上，距离霍金第一次确诊出渐冻症，他的存活时长已然是一个奇迹。可他依然挣脱开病体的束缚，克服无数挑战，度过重重难关，对科学和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他不仅是一代传奇，也是无数人心中意志坚定、战胜万难的终极偶像。我们常常调侃，他的那本经典之作——《时间简史》，原本应是最难懂的书籍，深刻理解者寥寥无几，然而却成为了世界上最畅销的科普读物之一。
这些年来，每当我失望沮丧之时，都会想起他来，想起那个热爱家庭、努力生活的勇士，想起他的幽默感与激情，想起他无边的决心、乐观与斗志。这样的一个人，终究还是奔向了他挚爱的星辰宇宙，离苦得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