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男性或者女性在某种疾病上发病风险的平均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很重要，很有用。但这种认识可能会造成刻板印象，将一些疾病视作“男人病”或者“女人病”。医生在看诊的时候会对个体情况视而不见，反而让刻板印象自我验证：知道一个疾病在男性中更常见，于是当女性出现相同症状时不予诊断。反之亦然。
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的发展史很好地解释了这个现象。
慢阻肺与吸烟关系密切，在美国最常导致死亡的疾病名单上，它排名第四。相应地，过去几十年中的典型的慢阻肺患者都是典型的吸烟人群：年纪较大的白人男性。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烟草公司开始将女性作为目标客户的时候，吸烟率的性别差距开始缩小——慢阻肺的男女发病率差距也随之缩小。在1980到2000年间，因慢阻肺导致的女性死亡率上升到了三倍。在2000后，每年因该病去世的女性比男性更多。
在一项2001年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因为关于慢阻肺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导致这种病在女性中的诊断不足。研究者让192位医生诊断一位中年患者，他们是长期咳嗽以及有吸烟史的男性或女性。在初次检查中，只有49％的女性被诊断为慢阻肺，条件相同的男性则达到了64.6％的确诊率。随后，研究者提供了指向慢阻肺的化验结果，这时诊断率的性别差距缩小了，但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正如研究者提到的，有些人会反驳说研究描述的这种差异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考虑到在历史上男性有更高的吸烟率，男性患慢阻肺的风险确实更高”。但是研究者指出，这是一个循环论证：流行病数据告诉了我们疾病在不同群体中的普遍程度，但是这种数据的准确性是取决于医生的诊断准确性的。如果慢阻肺在女性中的诊断率低于真实水平——就像这个研究显示的一样，那怎么能肯定慢阻肺在男性中更常见呢？
再者，即使慢阻肺在男性中更常见，这也与单个女性是否患病没有关系。但是男性是“典型病人”的这种想法影响实在太大，以至于研究中，医生们忽略了女性烟民会患慢阻肺，即使让男性在历史上有更高患病率的唯一原因，就只是更高的吸烟率。现在，尽管在女性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官方数据上的慢阻肺患病率高于男性了，但是还是在面临诊断延迟的状况。
这种“来自知识的偏见”对女性和男性病人都会有影响。
一些研究表明，男性会在一些女性更容易得的疾病上出现诊断不足的现象，包括抑郁症、偏头痛、纤维肌痛和乳腺癌。但是，女性面临这种类型的偏见时尤其难办。毕竟，当诊断与统计预期不相符时，愿意去聆听病患的症状对做出正确诊断变得无比重要。医生需要相信她是一个可靠的报告者，哪怕那些症状看起来不可能出现。
许多患有“男人病”的女性，比如患有自闭症或者多动症的女性，表示医生非常抗拒这种可能性，甚至在她们已经提议了正确诊断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梅看了6次医生、花费了18个月的时间才找到愿意聆听她描述丛集性头痛（cluster headache）症状的人。丛集性头痛是疼痛程度最强的病征之一，它被称为“自杀型头痛”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梅刚开始头痛的时候，她的丈夫，一位刚刚学了头痛障碍知识的医学生，提出建议，让她用电子表格记录下头痛发作的时间和症状。疼痛的级别和模式表示这可能是丛集性头痛。这种头痛，就和名字一样，在几周或者数月中每天同一时刻发作。梅同样有泪溢、一侧眼皮下垂这些典型的丛集性头痛症状，同时她从来没出现过常伴随偏头痛的那种先兆。
“但是那些医生不听我的。”梅说，“当他们听见‘头痛’这个词的时候，立马就认定我患有激素性的偏头痛，‘就像所有的女人似的’。”虽然丛集性头痛远比偏头痛少见，女人比男人患病几率更小，但是如今的男女患病比已经被认为是接近2:1了。再说就算是99:1，100人中也还是会有1位女性。她得到正确的诊断的唯一希望就是医生能够注意到，她的症状和丛集性头痛匹配。
梅给她长期以来的家庭医生展示了电子表格，但是那没什么用——她还是被当作偏头痛治疗。在她的要求下，医生给她推荐了一位神经科医生，然后是另一位神经科医生。这时候，她每天已经会经历多次头痛发作；偏头痛的治疗显然对她一点帮助也没有。“当我谈到我经历的症状的时候，两位权威的神经科医生——分别来自于我们城市重要的教学中心，都给出了几乎相同的措辞：‘你不可能经历这些。
’”对于梅来说很清楚的是，她提出了“丛集性头痛的可能性”这件事本身，也是医生拒绝考虑这种诊断的原因之一。
“最初的两位神经科医生表现得就像‘这不是你经历的，你不能去WebMD上查诊断’一样。他们宁可去搜寻脑癌的迹象，也不肯相信我说我有这样模式的头疼。”这种说话不被当回事带来的彻头彻尾的沮丧感几乎和头痛带来的痛苦差不多了。最后，梅去找了又一位神经科医生并且呈现了完全相同的信息。
“他仅仅是坐在那里听我讲，然后说‘你是对的，这听起来很像丛集性头痛’。”这位医生提供了一种快速的解决方案：一个在头痛来袭时用来呼吸的氧气罐。这种方法可以判断这是不是丛集性头痛，而且如果是，还能减轻疼痛。“那就像一个神奇的药丸。终于，我的第三位神经科医生听了我的描述，我得到了快速有效的治疗。”
梅在得到正确诊断之前，经历了92次没有得到治疗的头痛。如果没有一位学医的丈夫，如果不是居住在一个医学发达的城市，或者没有一份非常好的保险给予她能够找一位又一位专家的经济支持，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能我仍然没有得到正确的诊断。同时，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活过五年或更长时间。我不认为我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