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会给受害者带来生理与心理的消极影响，持续数年。职场性骚扰对受害者的深远影响包括性骚扰会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影响自我认同感、损害神经系统，以及受害者的生活受到持续性破坏。童年时期受到性侵害对受害者的影响，甚至会持续一生，包括受害者痛苦焦虑、进入情绪封闭的状态、害怕亲密关系，以及出现症状，可通过自我对话予以平复。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发声，曾经对受害者的局面正在被打破。
去年10月，数十位女性站出来指控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此后，娱乐圈、媒体、政府和餐饮业等领域的工作场所男性性不端行为被接连曝光，甚至有瑜伽教练面临指控。很多女性通过社交媒体上的#MeToo（我也是）标签活动谈到了她们经历过的性骚扰和性侵事件，以及这些经历给人生造成的负面影响。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职场性骚扰会给受害者带来心理和生理的消极影响，后果会持续到事件发生数年之后；而更严重的性暴力带来的影响也更为深切持久。反职场性骚扰的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揭发性不端行为的浪潮，最近一件举世皆惊的事件是，美国奥运体操队前队医拉里·纳萨尔（Larry Nassar）因性侵超过150名女性而获刑175年。职场性骚扰影响的，不仅是受害者的职业生涯。
对于辛迪·派特森来说，那次职场性骚扰事件并不只是25年前的一桩往事而已。用她的话说，这件事直到今天还在影响她生活的方方面面。二十几岁时，派特森在美国西南部一家金融机构获得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干劲十足。“我是其中仅有的几名女性之一，我们想要打破那层玻璃天花板。”派特森说。很快，她升职了。然而，一个新来的副总裁辞掉了大部分女员工并带来了他自己的团队。她说，一切变了。
“那人说着‘哦，辛迪，我看你那儿挺有料的’这样的话，一边盯着我的胸……”她说，“那是一种霸凌。”男同事把会面安排在袒胸女招待的酒吧，在那儿把手放进她裙子底下。那些人还不光是借着酒这么做，上班时同样如此。“他们想让我闭嘴时，就在桌子底下碰我。”她说，“确实，我不说话了。这样的我丢掉了工作上的机会。”人力资源部门对她的投诉置若罔闻。日常的遭遇让她“就像被人扒了层皮”。
她开始失眠、胃痛、偏头痛、长痤疮，甚至长出胡须。她发胖了，越来越胖。压力最终导致婚姻失败。“而我再也没有做过像那样充满竞争的工作。”她说。当办公室变得不再安全，健康发出警报。研究性骚扰的专家说，像辛迪·派特森描述的那些健康问题，其实在性骚扰受害者中十分常见。哪怕是貌似无意或偶然的侵犯，也会对健康造成诸多不良影响，包括焦虑、头痛、睡眠障碍、体重暴跌或增重、恶心、自我评价降低和性功能异常。
被骚扰者通常还会缺勤率增高、工作满意度降低。有证据表明，职业生涯早期经受的性骚扰会导致日后出现抑郁症。一些专家主张，性骚扰会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头脑深处的闪回是一种PTSD特有的症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一段记忆照亮的是脑中负责“想”的部分；而对于PTSD患者来说，记忆照亮的是感觉区域，因此过去的事不光是被回想起来，而是相当于再次经历。
“于是人会真真切切地看到经历创伤时所看的一切，也许还会听到当时所听到的一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多发生于个体受到严重（灾难性）事件之后。经历过性暴力的幸存者有更大的患病风险。在哈佛医学院精神病科执教的吉姆·霍珀专攻创伤和性侵害的神经生物学，他说：“不可控制和不可预测的应激经历对人的脑和身体都有严重影响。这影响到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即自我认同感。
”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应激专家大卫·斯皮格尔说，人对有威胁的行为有紧张的反应，一句下流话就能让我们的防御系统立刻警觉起来。当办公室这样看起来安全的地方变得带有性的意味时，人的内心就拉起了警报。对于派特森因为同事的言语和肢体接触而承受巨大的压力，斯皮格尔觉得并不意外。“从那一刻起，她开始觉得自己不仅仅是不舒服，而是面临潜在的危险。
”他说，“即使骚扰主要是心理上的，也是在暗示着令人不快的性活动，会激起身体对实质威胁的反应。人的战或逃反应被激发。”性骚扰与其他有潜在危险的情景一样，会触发肾上腺素与皮质醇的分泌，使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肌肉绷紧、血糖浓度上升，身体进入应激状态。用斯皮格尔的话说，应激激素偶尔爆发一次没什么坏处，但假如受害者长期处于高度警觉状态，那么神经系统就会受到毒害。
“办公室成了一个你无法保证自己安全、不能一心工作的地方，你反而要时刻担心着可能存在的心理攻击或身体侵犯。”斯皮格尔说，“神经系统的这种慢性激活会引起某种程度的衰竭，即身体长期过度反应，使人精疲力尽。”派特森不仅生活在高度紧张中。被触摸时，她会僵住。斯皮格尔把这种反应称为说不出的恐惧。他说，大脑的情感中枢——边缘系统让负责分析工作的前额叶皮质加速进入了超额工作的状态。
“因为人在此时有很激烈的反应，所以大脑中其他部分都让位给了负责情绪的部分。”在派特森的例子里，为了避免以不情愿的方式被迫沉默，她不再在会议上发言。25年后，影响仍在继续。派特森说：“我曾经以为，那段经历固然不愉快，但我毕竟挺过了这道坎。可是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件事对我的工作表现有多么大的影响，它也影响到了我在职业生涯与个人生活中作出的选择。”派特森认为那时发生的事情在25年后的如今还在让她付出代价。
从那时起，她一直在同发胖做斗争，最近又被诊断出心脏病，她觉得这或许与这些年身处的巨大压力有关。“这会变成一种不可逆的循环：对自己的感觉变糟，做一些事搞得自己身体更糟，生活中其他的选择受限。”斯皮格尔说。童年的阴影，挥之不去。有时候，性侵害对受害者的影响，甚至会持续一生。
旧金山的简·约翰斯通在童年受到过侵犯，看到自己有着切肤之痛的话题得到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讨论，她感到很欣慰，同时，“很久不曾感觉到的一切又出现了，我仍然有强烈的羞耻感”。是的，她为将近50年前发生的事而羞耻。那年约翰斯通只有8岁左右，被好友的爸爸性侵。起初，小小年纪的她还不太明白那个男人的行为是不正当的。但专家说，她的大脑本能地知道那不对。
“当孩子被侵犯时，本能的警报系统被激活，而这会在意识层面之下引起痛苦焦虑。”西安大略大学专攻PTSD的精神病学家露丝·拉尼厄斯解释说。这套警报系统位于脑干深处，它激活的区域让人抽离自我。“人会进入一种情绪封闭的反应，这种情况下感知不到任何感觉，”拉尼厄斯说，“本质上是人脱离了自己的身体。”约翰斯通默默承受侵害好几年。成年后的她一直在情感上很畏缩。
“我无法和别人亲近，”她说，“我害怕敞开心扉，害怕亲密关系。”这样的反应在精神病学家看来完全可以理解。UCSF创伤恢复中心主任劳瑞·里彻说：“她立刻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是每个人都安全。一般来讲，尤其是当我们说到性骚扰、性侵或性虐时，受害者往往会在所有关系中都感觉没那么安全，在亲密关系中更是如此。”到了40多岁时，约翰斯通终于去寻求治疗。她把过去发生的事告诉了家人，并对施暴者提出了上诉。
虽然那人没有被捕，但约翰斯通说看到他被当局质询就足以帮助她放下过去。将近十年过去，约翰斯通觉得自己的童年创伤已经愈合了。现在，面对再次出现的PTSD症状，拉尼厄斯的建议是通过自我对话来平复神经系统。“你可以对自己说，现在已经2018年了，我活在当下，我很安全。” 约翰斯通说，在安全的地方找人说话非常有助于缓和情绪。
说出自己过往的糟糕经历需要巨大的勇气，但很多这样的举动汇聚在一起，就产生了足以改变社会的力量。深受职场性骚扰困扰的派特森发现，当前人们对性骚扰的关注是可以帮助她恢复的。她希望，20多年前她曾立志打破的玻璃天花板，如今可以被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女性权益发言所打破。对于约翰斯通来说，被拖回过去非常痛苦，不过她仍然对创伤的愈合充满希望。“看到那么多女性挺身而出说出自己的经历，我觉得可以给人以力量。
”她说。无论她自己还是许许多多和她一样的女性，长久以来使她们保持沉默的内心耻辱正在被如今的声浪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