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国际学术界著名的华人社会学家,是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和国际研究Bert G. Kerstetter '66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分层、统计方法、人口学、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主要著作有《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回归分析》《科学界的女性》《美国的科学在衰退吗?
》《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婚姻与同居》等。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虽然持续已久,但至今仍未产生共识。本文试图从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三个角度说明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
从议题上来看,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已经相当地本土化,而且不必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缚研究。
从应用上来看,一些应用西方理论或方法的中国研究本土契合性不足,其原因在于研究者本身缺乏对社会学的认识和对如何做好研究的理解。若在秉承社会学研究规范性的同时能够将社会学本身的情境性带入其中,中国社会学必然能够保持其学术的独立性和原创力。
从范式上来看,学术的贡献和原创性应该由学术同行来评价,中国的社会学家所发展出的理论和方法应该对这个学科的主流领域具有影响力,应该有助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知识积累,而不只是对中国社会学有所贡献。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再掀学科本土化的争论,矛头指向了美国社会学的“入侵”。这一争论由来已久,从20世纪30年代起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对“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实践,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学学者叶启政提出的“社会学研究本土化”主张,再到如今国内社会学刊物和媒体上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特色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美国化危机的广泛讨论,本土化的呼声没有停止过。
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基础从西方舶来,学习和效仿西方本是自然的学科发展过程。不过,将西方社会学的概念、理论、研究方法和策略恰切地应用于中国情境并不容易。中国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使很多优秀的学者都面临着认识上的局限,那些简单机械的效仿者所做的研究其水平更是可想而知。
中国社会学应该向何处去?中国再独特,仍为世界各国中的一员;中国的社会学,也仍是世界社会学的一部分。凡中国社会中任何值得社会学研究的问题都应该扎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情境中,这一要求对中国学者和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没有例外。
主张本土化的学者担忧中国社会学,尤其是实证范式的社会学,会越来越像美国社会学,从而丧失学术独立自主的风格和原创力。长久以来,这些学者对实证研究的误解在于仍以为实证社会学的终极目标是成为“社会物理学”。但是大多数受过良好训练、真正优秀的实证社会学家早就意识到了定量方法的局限,所以他们从来就不以此为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