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天灾人祸。天灾固然可怕、难免，但纵观人类历史，人祸之危害更加巨大。几位英年早逝的科学家的故事，是一个比较狭窄的视角，然而由此仍然可以得出重要的结论：战争、特殊时期极端的社会意识形态、腐朽而不健康的社会陋习，或是人祸之主要形态，或是滋生人祸的主要温床。只要尚不能对其有可靠的抑制手段，生命以及文明就没有根本的保障。
杨振宁教授的《六十八年心路》，谈到一位韩裔美籍物理学家李昭辉（Benjamin W. Lee，1935-1977）。杨教授1960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认识了这位年轻的博士后，并发现李昭辉是一位有能力的物理学家。1965年杨振宁邀请李昭辉一起去石溪分校就职，其后几年李昭辉在石溪完成了多项重要的研究工作，1973年到费米实验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6月16日，42岁的李昭辉因车祸丧生。
杨振宁说：“他的去世对物理学界是一个打击，于我更加了一层个人的痛惜。”
杨振宁教授的这段文字像导火线，将笔者所知的英年早逝的几位科学家，由此及彼地联系起来。
亨利·莫塞莱（Henry Moseley，1887-1915）1887年11月23日出生于英国的韦茅斯市，1906年就读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与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一起工作于曼彻斯特大学，成为卢瑟福那一时期最欣赏的年轻物理学家。
1913年在研究元素的X射线标识谱时他发现了莫塞莱定律：实验结果标明元素标识X射线波长随发射元素原子量的增大而均匀减少。因此莫塞莱找到了一种准确检验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可靠办法，如果有人声称发现了新元素，就可以利用莫塞莱的X射线技术去检验是否真实。1914年莫塞莱回到牛津大学继续他的研究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参加了英军的皇家工程师组织，并随军赴土耳其。
1915年8月10日，莫塞莱在战役中头颅中弹，未满28岁的科学天才如秋叶般悄无声息飘落于异国他乡。
虽然莫塞莱因实验物理学研究而一鸣惊人，但是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特别赞赏莫塞莱“理论方面深邃的理解力”，而卢瑟福也认为莫塞莱具有解决现代物理学问题所需要的渊博的理论知识。
C.G.达尔文（C.G.Darwin，1887-1962）在评价莫塞莱时说：“无可争议、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最杰出的人。”西格班（Karl Siegbahn，1886-1978）因继续推进莫塞莱的研究工作而获得了19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人认为如果莫塞莱不于1915年去世，他会与西格班分享这次诺贝尔物理学奖。
也有人认为如果莫塞莱健在，他就会更早地和另一位同为X射线领域研究者巴克拉（Charles Barkla，1877-1944）分享191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一位天才物理学家，未到而立之年即做出了诺贝尔奖水准的研究工作，却早早丧生于战火之中，怎能不令人惋惜！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科学家都卷入了战争。
如德国著名数学家库朗（Richard Courant，1888-197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随部队奔赴前线，玻恩（Max Born，1882-1970）将外祖父送给他的礼物——一副双筒望远镜——送给了库朗。一次库朗在前线被法国炮弹的弹片击中，幸运的是弹片打中他的背包，打碎了这望远镜却保住了库朗的生命。
玻恩自己虽然在军事技术研究部门，但是也要去前沿阵地测试分析敌方炮弹的发射数据，随时有遭遇灭顶炮火的可能。
和玻恩一样，那一时期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等一众优秀科学家无论主观愿意与否，都换上戎装成为了战士。他们随时可能与莫塞莱遭遇同样的厄运，能活下来更多靠的是好运气。
军事技术研究还是比在前线直接参与战斗安全很多，因此玻恩尽其所能把一些优秀的年轻科学人才调到他的身边，第一位得到保护的是后来的著名物理学家朗德（Alfred Landé，1888-1975），而在哥廷根大学崭露头角的数学天才赫博特·海克诺（Herbert Herkner）却非常不幸。
在玻恩的帮助下，几经周折，他终于被批准到玻恩身边做军事技术研究工作，但是在命令传达给他的前一天，他战死于一场激烈战斗中。玻恩断定这是德国数学界的巨大损失，为此他撰写了一篇讣告，由德国一家著名自然科学期刊于1918年发表。
有一个现象值得研究科学人物的学者探究，这个现象就是：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科学人物，比如法拉第，出身在社会底层，但是他的灵魂比天使还纯洁，他的品格比任何贵族都高贵。
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1859-1906）就是这类科学人物之一。皮埃尔·居里是个志存高远的理想主义者，20岁时他就发誓：“必须把生活变成一个梦，再把梦变为现实。”他的最大梦想就是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并以此为人类谋取福利，他坚信：“科学与和平一定能战胜愚昧和战争。”虽然作为一位科学家，他事业辉煌，但是其短暂的人生道路上却充满无奈与不如意。
因为他不是毕业于法国名牌大学，尽管才华横溢、成果卓著，他却得不到一个好的教职，一直不曾拥有一个真正的实验室，即使1903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这一基本工作条件仍没有得到满足。
居里当然知道其中的全部奥妙，他在婚前写给玛丽亚·居里的信中说：“最让人难受的是，必须向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种种偏见做出让步。让步的多寡则取决于你自觉强大还是弱小。
如果你让步不够，你将被碾得粉碎；如果你过分退让，你就是个卑鄙小人，你就会对自己感到厌恶。”居里深谙其道，却毫不妥协：“他深恶痛绝为达到升迁而四处奔走、求人帮忙。他素来性格独立，光明磊落，让他为了升迁而去活动，他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因此，居里只能困于很差的学校，研究条件简陋、收入低微，只够勉强维持简单的生活，但是这并未动摇他专心研究的恒心。
法国学界为了挽留居里不要出国，最后给了他到巴黎大学做教授的机会。但是到巴黎大学后，除了学校名声响亮外，别无收益，他需要完成更多更繁重的教学任务，却仍然没有实验室。1903年，他的祖国终于觉得应该表彰他，要授予他勋章。对此，居里的回答是：“请代为向部长表示谢意，并请转告部长先生，我不需要任何的奖赏，只求能给我一个我所急需的实验室。
”在获得诺贝尔奖两年后，在国际科学界居里的口碑日益飙升的形势逼迫下，1905年居里才被法国科学院接纳为院士，而此前一直被拒之门外。
也许他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将会进一步得到改善，也很可能不久他将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可是次年他在巴黎大学开会后，于返回距离大学较远的家的途中，不幸被马车辗轧而死。终年47岁。居里死于车祸，看起来完全是一场意外。
但是毫无疑问，长期以来收入低微、生活窘迫，研究与教学工作繁重、实验条件极其简陋等等，已经严重摧残了其身心。如果他有能力在学校附近获得住房，他就不会遭遇夺命的车祸；如果47岁的他仍具有充满活力、健康敏捷的身体，也许他就能轻易躲开疾驰的马车。如此看来，恰恰是社会对于居里的不公，增加了他遭遇意外导致身亡的概率。
陆家羲（1935-1983），生于上海，1957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1961年毕业后曾先后在内蒙古包头钢铁学院、包头市教育局教研室，以及包头多所中学任教，去世前为包头市9中物理教师。1956年，在哈尔滨电机厂工作的陆家羲，一次偶然机会读到了数学家孙泽瀛编写的科普著作《数学方法趣引》，为书中的“柯克曼女生问题”和“斯坦纳系列问题”强烈吸引，产生了攻克数学难题的愿望。
20世纪50年代末期，国内尚未有人对组合数学做过系统研究，因此没有这方面的中文参考资料。陆家羲在这样的情况下独自闯入了组合数学领域。为此，他在大学期间自学了近世代数、初等数论、矩阵理论、有限几何，以及正交拉丁方理论等多个数学分支。
有证据表明陆家羲当年东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对他自学攻克数学难题的行为是有所了解的。然而似乎他没有得到赞扬、鼓励和支持，反而被归入思想上有问题嫌疑的学生之列。
陆家羲毕业离开母校走上工作岗位时，其档案里有这样的评语：该同学“对红与专还未能正确对待”。显然这是针对他肯钻研但不够红的表现而言的。陆家羲的行为，在今天以及任何常态的大学或社会，都值得表扬和称赞，获得这样的评语属于匪夷所思。但是在当年的社会大背景下，却属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1961年到1983年，陆家羲撰写了20余篇研究论文，除6篇在他去世前后在美国《组合论杂志》发表，以及1篇稍后在国内《数学学报》发表外，其余诸篇均曾先在国内投稿，但无一录用。
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较为复杂：“有的是当时大环境造成（文革期间一些学术期刊已处于实际上停刊状态）；有的是稿件本身的原因（信息不灵，时间的滞误使国外已抢在前面）；也确实有的应归咎于审稿方面（对问题价值的不理解或判断的失误）的原因。最令人遗憾的是对其中两篇的轻率处理使我们丢掉了在RB[3，1;v]和RB[4，2;v]方面的优先权。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陆家羲的处境出现转机，但并非来自国内：“陆（家羲）把‘大集定理’的研究结果写信寄给设在美国的《组合论杂志》编辑部后，没多久就收到回信：‘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将是一项重大的成果。’当论文陆续寄到该刊，这些国际友人肯定了这一重大成果，100页的6篇文章于1983、1984年分两期发表，署名单位是‘中国包头九中’。
”在我国能创造如此奇迹的中学即使不能说不会出现第二家，也一定凤毛麟角。
1983年7月陆家羲应邀参加在大连召开的全国首届组合数学会议，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会议期间，埃里克·门德尔逊（Eric Mendelsohn，1943-）教授赞扬陆家羲的工作，是“世界上20多年来组合设计方面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他和邦迪（John Adrian Bondy，1944-）教授表示将向加拿大全国科学基金会建议，以著名学者的礼遇，邀请陆家羲1984年赴加拿大讲学。其后华东师范大学开始商调陆家羲去任教。然而此事想必刚刚提出即遭挫折，所以出现了下面这封来自国外的信件。
1983年9月30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校长斯特兰格威（D.W.Strangway，1934-）致函包头9中校长：尊敬的先生：我从埃里克·门德尔逊教授那里获悉，包头九中的陆家羲在西方被看作是组合数学理论研究方面占领先地位的数学家。他告诉我，陆家羲调往大学工作须征得您的许可。他让我告诉您，陆家羲调动对发展中国数学事业是有重大意义的。希望您能同意这一请求。陆家羲调动工作为什么需要国际友人做说客？
最大的可能是陆家羲向门德尔逊教授述说了其中的苦衷。
1983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数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破例邀请陆家羲作报告，这标志着中国数学界对于他研究工作的完全认可。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认可使陆家羲的学术道路貌似一片美好。
他个人积郁多年，也因获得认可而欣喜，在生命最后时刻还在勾画学术研究的更高目标：“10月30日晚，他从武汉返回包头家中，兴奋地向妻子滔滔不绝讲述他这几个月来内心的感受：研究成果受到的重视，国内外学术界给他的赞誉，自己进一步攻关的打算……他妻子说，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老陆笑得这样爽朗，这样欢快！”然而悲剧降临：“但这却是积劳成疾的他的最后的笑声。
次日凌晨，他带着成功的喜悦和未竟事业的遗憾溘然长逝……”48岁英年早逝，陆家羲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业余数学家”。1984年1月9日，美国数学学会主办的《数学评论》杂志因不知道陆家羲去世的消息，邀请陆家羲担任该刊特约评论员。1987年，已经去世4年的陆家羲获得我国第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艰难逆境中凭一己之力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由此获得国内外高度认可，并被普遍看好、前途不可限量的中青年数学家，就这样悄悄地走了。谁是夺走他宝贵生命的凶手？是疾病。生活窘迫、工作繁重、为研究废寝忘食、他人的误解，以及还要遭受的挖苦、批评和改造，是这一切促使他心力交瘁、多种病魔缠身、生命力严重透支。然而他在隐约预感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时，却更加忘我地投入到科研攻坚之中。
应该得到的鼓励，缺失了；应该给予的赞扬，该出现时没出现；应该得到的认可，如此姗姗来迟；应该给予的关爱和照顾，总是在最需要时与他无缘；应该医治的疾病，没有及时治疗……无法设想，如果一个研究项目能取得陆家羲当年所收获的成就，今天会获得国家多少科研经费的资助、将会获得多少国家的奖励。看一看历年来国家在数学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其他方面的资助力度，就可以对此有个大致的判断。但这是当年的陆家羲所无法想象的。
他有时需要借钱维持生计或购买药品，而他所做的研究，没有花费国家一分钱。陆家羲一家四口挤住在一间10余平方的小屋内，既是卧室，又是厨房和书房。他从事研究之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陆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从事研究，他几乎得不到经费，而查找、购买和复印参考文献又费时、费力、费钱。
他在假期来到北京，住进小店，到图书馆读新版组合数学、图论的外文专著和期刊，钱不够用了，晚上就住在车站广场，同南来北往的农民们一样，和衣而眠。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拼命工作、科研的陆家羲，还要受到歧视和批判：“在极左思潮泛滥和文革灾难时期，他时常受到一些人的讥笑，说他是‘傻子’，有‘精神病’；他还被指责为追求名利、不务正业；甚至有一段时间被扣上‘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的帽子，送到干校去劳动改造、接受批判……研究成果的不被承认、生活上的窘困、政治上的受压抑，统统压倒了他那高度近视的、一足微跛的、饱经沧桑的身体上。
而且，陆家羲是在本职工作已超负荷的情况下，牺牲必要的休息时间来完成高深的数学研究工作的：“他是物理教师，周课时多而任务重，只有到了晚上，才能静下心来做研究，往往熬到夜里一两点钟才睡觉……过度的劳累使其心脏受到损害，当他因心肌猝死而逝世后，人们回忆起他曾说过的一句话：‘我的时间不多了。
’”让我们再看几句研究者摘录的陆家羲日记里反映他工作与生活状态的话语：“1978年4月15日 过度疲劳，（很）晚休息。” “1978年5月3日 夜整理稿子，搞到一点钟，精神恍惚……” “5月30日 ……头脑极为疲劳，似乎是白天工作（备课、答疑）过度紧张的缘故。” “5月31日 头脑疲乏感。” “12月15日 ……昨夜又犯抑郁症……” “1980年3月4日 ……时间不够，精神疲乏，心情不快。
” “1980年3月9日 自徐xx处借得50元。服冠心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什么叫做蜡炬成灰泪始干？那个时代，亏欠了陆家羲太多。
结语：人祸猛于天灾。
如果没有战争，莫塞莱们就不会过早失去生命；如果社会不失去常态下的是非标准、不歧视从事某些正常的基本活动（如科学研究），陆家羲们的许多磨难就不会降临；如果整个社会或科学行业内不存在占主导地位的陋习，居里这样做出杰出科学贡献的科学家们就不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所有的“如果”对已逝的人物毫无意义，但如果人类真的能够吸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能够较好避免重演这愚昧的、封建的、非理性的、非文明的一幕幕事件。
吴文俊（1919-2017）院士在写给陆家羲研究者的信中说：“您先后寄来了有关陆家羲同志的信件、材料，读后，对陆的生平遭遇、学术成就、品质为人都深有感触。虽然最近社会上对陆的巨大贡献已终于认识并给以确认，但损失已无法弥补。值得深思的是：这件事要通过国外学者提出才引起了重视（他们是真正的国际友人），否则陆可能还是依然贫病交加、埋没以终。怎么避免陆这类事件的一再出现，是应该深长考虑的。
”吴院士说得好，每个人都该追问：“怎么才能避免这类事件一再出现？”下面一段居里夫人无法抑制愤慨和激动的话语，则是对法国社会与文化曾经陋习泛滥的现实的血泪控诉：“一个二十岁便崭露才华的法国一流科学家却连一个可供实验研究的好实验室都没有，听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当然，如果他能多活几年，他迟早会拥有自己满意的工作条件的，但是，他英年早逝，到了47岁时，却仍然未能如愿，这难道不让人痛心疾首吗？
一个为了伟大的事业而无私奉献的科学家，因为条件所限而不能实现自己的科学梦，岂不令他抱憾终生吗？国家的巨大财富——它的优秀的孩子的才华、毅力和勇气——就这么无可挽回地浪费掉了，让人回想起来好不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