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武汉大学医学院（原湖北医学院）教授李红良被公开揭发涉嫌学术造假。武汉大学的“调查”认为是疏忽、不严谨。调查委员会的话音刚落，李红良又被读者发现在2007至2018的十一年中无论是作为第一作者还是通讯作者的多篇文章涉嫌造假，而且是最容易被发现的一种：用同样的图片，说成不同的研究，有时放在同一篇文章的不同实验中，有时放在不同文章的不同研究中。
这是否是一贯的做法？近日，李红良在17年前，硕士期间发表多篇SCI论文的奇迹“再现”——这个在当年同学和老师难以置信的记录，也被发现涉嫌多次出现图片造假。
一般科学工作者知道，图片造假最容易被识破，而如果数据造假，一般难以被读者识破，需要真的调查。如今面对一个在17年间以难以置信的方式不断制造“高产”论文的作者，相关各方会作何反应？中国科学界的“零容忍”何时能够真正落地？
在导师任先达的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一个月后，李红良迎来了答辩。这也意味着他在暨南大学药学院药理学专业的三年硕士学业即将结束。那是在2002年的5月。在《致谢》部分，李红良说，导师三年来对他的教诲，“令学生终生受益”。
的确，这三年，师生二人的合作可谓“硕果累累”。在这本73页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列出了期间发表的14篇文章（7篇英文，7篇中文）——除去两篇外，李均是第一作者；而其导师则是绝大多数文章的通讯作者。
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李的创记录的“高产”引起一片哗然。2001年在其他绝大多数学生还没有来得及收结果的时候，他就发论文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当时就有同学举报，药学院领导查了，但不了了之。
时光飞逝，当年的硕士“小李”，在获得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博士，经历2年多国外博士后，2008年11月从多伦多回到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并成为了教授。几年下来，李红良组建了据说是100多人的研究团队，更有“杰青”，“长江”加身，事业可谓如日中天。
然而，2017年是他喜忧参半的一年。喜的是他一年发了5篇《自然医学》论文，忧的是有举报人向期刊、媒体反映他的部分论文涉嫌造假。
在本刊和其它媒体刊发相关报道后，武汉大学在短短八天内完成再次调查并公布了“明确”结论，但本刊继续检查其之前的发文记录并刊登了《“八文十错”，十一年如一日｜李红良涉嫌造假续》。随后，有读者说，《知识分子》应该就此文发更正，因为其“错误”不限于这么多，而且时间更长——事实也的确如此。
本刊仔细查阅其硕士期间发表的14篇中英文文章及其硕士学位论文，也试图回答十几年前药学院领导“不了了之”的调查：硕士生李红良究竟有没有学术论文作假？结果十分清楚：在李红良为第一作者的文章里，《知识分子》发现了至少20多处错误，比如有同一图用在了三篇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章里，前后相差了5个多月；且运用了调背景，180度翻转，剪切，压缩等修图手法——其最终指向极有可能是：有意识的造假。
2001年是李红良高产的一年，他创记录地完成了14篇论文的大部分。5月份，师徒二人的两篇英文文章收稿。5月25日，发表在Cell Research的名为《肝素对人鼻咽癌CNE2细胞凋亡的作用》的文章收稿并于该年的10月31日被接受。
而推后3天的5月28日，发表在Acta Pharmacol Sin的名为《肝素和阿霉素对人鼻咽癌CNE2细胞增殖与凋亡的协同作用》的文章收稿并于该年的10月24日被接受。
经仔细核对，这两篇几乎同期发表、题目也相似的文章却存在如下所示的一图多用。
7月。李和导师两篇关于中华眼镜蛇毒的研究被杂志收稿。9月12日，李红良参与的以柯小龙为第一作者的两篇研究同一天被收稿。9月27日，李红良作为第一作者被《中国药理学报》收稿了一篇名为《JTE-522，一种选择性环氧化酶－2抑制剂，抑制人子宫内膜癌细胞株RL95-2细胞的增殖及诱导其凋亡》的论文。其硕士学位论文也涉及到JTE-522，名为《JTE-522体外对人胃癌细胞株AGS细胞凋亡的影响》。
进入11月之后，李红良继续高产，发表了5篇文章。但是，如此高产的背后却是李红良和他导师涉嫌造假行为的延续。
在发表完这14篇中英文论文后，2002年4月底，李红良完成了其硕士学位论文。不过，这篇硕士学位论文也出现了多处一图多用。
尽管存在以上问题，李红良还是顺利通过了硕士答辩。2002年下半年，带着14篇文章的“辉煌”成绩，李北上北京，开始了在协和医科大学的读博生涯。
涉事杂志此时应该在考虑：是否撤稿？这些研究不少都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机构的资助，这些被浪费的科研经费如何追责？
而作为通讯作者的硕导任先达，在这些涉嫌造假的文章中，究竟承担什么责任？暨南大学或许也在做出抉择：是否如武汉大学所说的那样，坚持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