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我写了一篇关于“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用途的稿子。这篇稿子基于我在华盛顿特区参加的一次会议，引用了6名男性和1名女性。这6名男性包括5名科学家和1名历史学家，都因其专业知识而被引用。这位女士是一家细胞组织库银行的联络总监，但在我的稿子里，只引用了她“作为一名母亲，孩子患有遗传病”的经历。
在这篇稿子发表后，我注意到了我稿件中的性别反差——不光在于男女绝对数量上，也在于他们被引用的方式上。但事实上，CRISPR基因编辑技术领域根本不乏优秀的女性科学家，这一技术领域的两位先驱艾曼纽·夏庞蒂埃和詹妮弗·杜德纳都是女性，她们都在此会议上发过言。然而，你读了我的文章后很可能会认为CRISPR只是男性的成果。
两个月后，我的同事艾德丽安·拉芙兰斯分析了她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稿件中，被引用人的性别比例。在2013年发表的136篇稿件里，提到的人中，只有25％是女性。而到了2015年，女性更是只占到22％。正如艾德丽安所说：“这些数字令人痛心，尤其是因为我所报道的领域——机器人，人工智能，考古学，天文学等——男性本身就比女性多，女性的技能和成就很容易遭到轻视。
而我们没有引用或提及更多的女性，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
科学界女性受到的偏见在1927年的索尔维物理学大会上，唯一的参会女性是玛丽·居里（下排左三），长久以来，女性科学家的数量远小于男性科学家。科学界的女性面临着一系列被广泛记录在案的系统性偏见。她们面临着长期以来对其智力和科学敏锐度的刻板印象。
她们需要更好的大学成绩才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机会，她们接受的指导更少，受到的评价更为苛刻，更难就业。她们受到邀请去演讲的可能性更小。她们的薪酬比男性同龄人更少。她们必须应对相当多的骚扰和伤害。
性别偏见在媒体中也是根深蒂固的，用社会学家盖伊·图赫曼（Gaye Tuchman）的话来说，女性正在被“象征意义上地消灭”。
一些分析表明，在新闻报道中，男性发声的机会比女性更多，通常和艾德丽安在她的稿件中发现的比例一样：男性被媒体引用的概率，足足高于女性3倍。我在我的稿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比例。我回顾了2016年以来发表的作品。在所有23个被引用的人中，24％是女性。而在这些稿件中，35％完全没有女性发声。这让我十分惊讶，虽然我知道这个数字不会是50％，但我不知道它会这么低。
我一直觉得自己关心平等，所以我自欺欺人，认为自己并非问题的一部分。我以为消极地关注这一议题就足够了。但消极地关注远远不够。
从这次后，我一直花更多时间寻找女性采访对象，试图由此来积极地纠正这种性别不平衡。对于任何给定的稿件议题，我几乎总是试图联系数个采访对象，直到我能够找到一份包括几个女性受访人的名单。
我在一个简单的电子表格中记录这些过程，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防止自我欺骗的手段，它阻止我错误地认为我已经做得够好了，一切可以万事大吉。这件事我已经做了两年了。在开始四个月后，我的稿件中发声的女性比例就达到50％，并且从那以后，一直维持在大约42％到61％之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写的312篇稿件中，只有7％的故事没有女性的声音。（这个数字不包括少数不含任何性别发声的稿件。）
在第一年，我还记录了我联系做采访的男女人数，想知道自己是否试图联系了相同数量的男女，仅仅是得到的回复中男女比例不平衡而已。随着这一年慢慢过去，我发现我需要联系1.3名左右的男性，才可以引用一位男性受访人，而差不多联系1.6个女性后，我才能引用到一位女性受访人。这可能有几个原因：1.在女性占少数领域工作的那些女性，可能已经因为工作和促狭的时间而不堪重负，无暇接受我的采访。
2.我怀疑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拒绝接受采访，因为她们想当然地以为她们并不合适——对此我有个人的体验，但还没有经过严格的量化证实。
为消除科学界的性别不平等，人们正在做出不懈的努力。虽然我收获了许多的支持，但同时，也有许多反对与质疑的声音。怀疑论者可能会争辩说我不需没事找事，因为我的稿件仅仅只是反映了科学的现状。但我不赞同“新闻应仅作为社会的镜面”这种说法。
是的，新闻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但它同时也把我们推向了世界可以成为的样子。新闻向权力宣真言，为沉默者发声，积极从新鲜的观点和声音中汲取经验，而不是简单地征询名人的观点。
另一个流行的批评是，我应该不论性别，只为所有稿件寻找最有资格的人发声。这一点似乎表面上听起来很合理，但经不起哪怕是最温和的审视。如何认定“最合格”？
我是否要列出某个领域的所有科学家，并按照出版物、奖项或被引用的数量进行排序，并据此自上而下去采访？我是否能确定，这些指标本身，并未受到我试图抵制的性别偏见的影响？请注意，当记者讨论报道更多的女性声音时，这种拒绝考虑性别而仅仅寻找最佳来源的呼声几乎总会出现。然而，面对那些主要引用男性的新闻报道——也就是大多数新闻报道时——这种对质量的肤浅关注在哪里？
它缺席了，因为正如艾德丽安在她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种批评暗中已经假定最好的信息来源不是女性。这种批评暗示了，如今男性被过度代表的这一现状，是因为他们已经就是现存的最佳的信息来源。
一个相关的批评是，一位女性仅仅只是她是女性而被采访是种侮辱。但这是个稻草人攻击。我不是因为人们的性别而去问她们的意见，我是因为她们的专业知识而提问。
我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谈论我正在写的特定内容稿件，只不过，现在这些人中，恰巧有一半是女性。如今，想要找到合适的女性采访者越来越容易,我就简单的列举了几种方式：1.记者克里斯蒂娜·塞尔比在“开放笔记本”（Open Notebook）上撰文，汇编了一系列多元化新闻信息来源的小贴士，在其中可以找到需要的信息。
2.记者毛利· 布罗多夫-印迪卡多创建了“多元化信息来源”（Diverse Sources），这是一个科学领域专家的可搜索数据库，可以进行相关信息的搜索。3.“500名女性科学家”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其创建了“需要一位女性科学家”（Request a Woman Scientist）的数据库。与“多元化信息来源”搜索库类似，两者都可以按国家、专业领域等条件进行搜素。
4.如果这些都没法帮你找到受访者，最基本的新闻方法总是有效的：询问某人。让相关领域的人给出关于采访对象的建议。除此以外，几位科学家还汇集了一份包括从业于微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演化、政治学、神经科学和其他领域的女性名单。而我自己个人也留存了一份包括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名单，这些人在我通常报道的领域中工作。任何人都可以像我一样做。
正如《多伦多星报》的编辑凯西·英格斯（Kathy English）所说，“还需要很久，才能让‘但是我找不到一个有资格的女性。’这样忽视女性的借口消失。但事实上，有资格的女性不仅存在，而且已经做好了准备，希望让世人听见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