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和2017年，江南大学食品工程博士崔凯及其团队在中国完成了覆盖大陆全部31个省市自治区的关于“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的社会调查，详细的学术论文Public perception of GM foods: A national study of Chinese Knowledge and opinion已被Nature旗下的Science of Food收稿，将于2018年4月发表。
2018年2月23日，加州农业与食品研究中心（CIFAR）主办的转基因食品360度论坛（GM Foods 360 Forum）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举办。参加会议的学者包括生物学家、社会学家、政策法规专家和科普人士。崔凯博士应邀做了题为《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Public Perception of GM Foods in China）的演讲。
转基因食品在为人类社会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其安全性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由于复杂的国情，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科学范畴。2016年和2017年，我们在中国先后进行了两轮全国性的社会调查，调查范围覆盖了大陆全部31个省市自治区。
作为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中国从1995年开始从国际市场进口大豆。中国的大豆进口量从1995年的30万吨飙升到2017年的9500万吨，占全球大豆贸易的2/3。大豆，不仅是主要的食用油原料，榨油后的豆粕也是主要的饲料原料。中国每年要消费8000多万吨肉类产品和近3000万吨的蛋品，需要消耗1.8亿吨的饲料，豆粕约占30%的饲料比重，且不可或缺。
就在中国开始增加进口大豆数量的同时，转基因作物在1996年也开始由实验室走向商业化，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农业发达国家迅速拓展。这种情况下，中国进口的大豆越来越多的是转基因品种，这很快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关注。
中国公众本来对基因这个概念并不敏感，2000年前后中国甚至还出现过一款畅销基因概念保健品“珍奥核酸”。然而中国在2002年开始施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以后，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自2002年起，有很多中国学者进行了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调查，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列示具体的学者和调研细节。由于抽样地点局限于不同的省市自治区，样本数量也多为几百份，统计数据存在很大的差异，不适合做简单对比。但有一组数据仍具有一定可比性，就是每次调查结果中的支持/反对之间的比率——大于1说明支持者高于反对者，小于1则说明反对者多于支持者。
由图1可见，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反对比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在2012年以前，支持者多于反对者，2012年以后，反对者开始多于支持者。为什么拐点出现在2012年？那一年湖南发生了“转基因黄金大米”事件，引发全社会关注。随后的2013年，方舟子和崔永元两位公众人物爆发转基因论战，并持续至今。很多公众不明就里、无所适从，有些甚至一旦看到奇形怪状的农产品，就会认为这是“转基因”，谈虎色变。
为全面了解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状况，我们在2016年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社会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2063份，受访者常住地包括中国大陆全部31个省市自治区的193座城市。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对转基因食品持支持、中立和反对态度的比例分别为11.9%、46.7%和41.4%。其中也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
年龄段与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态度呈反比，1990年以后出生的青少年群体对转基因食品支持率最高（19.5％），反对率最低（18.5%）。男女性别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上没有显著差异。西部省份对转基因的支持率最低（7.4%），反对率最高（51.3%）。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群体对转基因支持率最低（9.5%），反对率最高（47.8%）。
大学及以上学历群体中，理科背景的受访者对转基因的支持率（14.1%）显著高于文科背景(7.5%)。低收入群体对转基因食品的反对率（34.2%）要显著低于高收入群体（51.6%）。公众关于转基因食品最想了解的信息有哪些？统计结果如表2。
还有几个问题的统计结果非常有趣，比如：43.8%的公众认为杂交水稻不是转基因作物；45.7%的公众认为相对于地沟油、农药残留、动物激素超标、饮用水污染等问题，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要更为严重或相差不多；45.5%的公众认为生物科学家对转基因的观点也不可信；47.1%的公众认为政府应该对转基因加大监管力度，最好完全禁止；64.3%的公众认为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网络争论和媒体报道总体上偏负面，强调转基因弊大于利；77.4%的公众认为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存在安全问题，但不等于将来没有。
通过上述调查结果不难看出，中国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存在很大的顾虑。原因何在？我们通过媒体和网络检索，搜集整理出关于转基因食品的14个负面传闻，如表3：2017年，针对上述14个转基因负面传闻，我们再次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1200份，受访者常住地包括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的86座城市。调查结果显示：在上述说法中，公众知晓度最高的三个是Q1、Q5和Q9，知晓比例都超过70%。
而对上述说法认同度最高的三个是Q3、Q8和Q9，赞同比例分别为51.1%、60.1%和65.9%。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我有以下几个观点和大家交流探讨：转基因食品究竟是否安全？
大家都知道，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科学院历时2年研究，搜集、整理和鉴别了过往数以千计的转基因研究报道，在2016年联合发布了长达606页的研究报告，并做出结论：“没有发现确凿证据表明目前商业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方法培育的作物在健康风险方面存在差异。没有任何疾病与食用转基因食品之间存在关联，不会为人体健康带来更高的风险。”
面对世界权威的研究机构做出的结论，很多中国公众依旧心存疑虑，网络上关于转基因的传言依然大量存在。对此，我们需要理性面对。今天全世界还有8亿饥荒人口，他们亟需解决温饱问题。当夏威夷的木瓜和非洲的香蕉因为植物病害而大面积死亡时，是转基因技术拯救了这些物种。再看看中国：人口占全世界的近20%，耕地面积仅为全世界的7%，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却是全球总量的35%。中国面临粮食安全和环境污染的现实压力。
想想中国40%的耕地缺口，再想想江河湖泊的水体污染，还有菜篮子里的农药残留，中国是否有“万无一失”的选择？转基因能够实现农作物的高产，大幅减少农药投入，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条有效路径，应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尊重。相对于传统的杂交技术，转基因是一项更为先进的育种技术。打个通俗的比方：传统育种方式相当于驴和马杂交生出骡子，而转基因相当于把驴耳朵的那段基因移植到马身上，让马也长出一对又大又长的驴耳朵。
如果驴和马的基因整体结合都是安全的，那么只移植一段耳朵的基因也没有问题。或许有人会担忧，杂交骡子就是不育的，转基因是否会影响人类的生育能力？抛开复杂的生物学解读，我们可以反向思考一个问题：人类食用骡子肉已有千年历史，是否影响到了生育能力？骡子和人类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物种。
今天上午，我们在这里共同观看了今年上映的转基因科普纪录片《食物进化》（Food Evolution），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有理有据、理性平和，中国也非常需要这样的纪录片。只有公众真正了解了相关知识，才能对转基因食品有理性的认知和态度。中国还有近一半的消费者对转基因持中性态度，这部分群体的态度走向将决定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未来走向。
我们需要在深入了解公众“支持”和“反对”原因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科普活动，解答公众关于转基因的常见疑问，并对报道过的一些转基因安全事例进行客观和深入浅出的分析，使公众不再为一些莫须有的问题担心。2014年12月，辩论电视节目“智慧广场”在美国纽约举办了一场很有影响力的转基因辩论赛，对战双方都是挺转界和反转界的权威人士。
经过100分钟正反双方的激烈辩论，现场观众对转基因持支持、中立和反对态度的比例从赛前的32%、38%和30%，变为赛后的60%、9%和31%。即：支持比例从32%增加到60%，反对者比例基本没有变化。我个人认为：在这场辩论赛中，有的观众的确是通过辩论，在真正了解转基因以后选择了支持。但有的观众可能到最后对转基因依旧似懂非懂，但他们更多地感受到了正方辩手的诚恳，于是选择相信了科学家的观点。
在科普方面，要立足现实，让公众了解粮食安全和化学农业污染的实际情况，再讲清楚转基因技术的原理和优势，让公众自己权衡利弊。要知道，站在科学的角度，科学家可以对转基因食品做出评价，但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民众有权利要求知情、表达意愿和做出选择。比如，有些消费者是素食主义，他们不吃或者少吃肉类，并非因为肉类不安全，而是出于动物福利和宗教文化等复杂的原因。我们应该对公众对于转基因的顾虑给与理解和尊重。
阴谋论很廉价，因为不需要事实证据，凭借想象就可以随意假设，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心态。在中国，阴谋论主要指向转基因育种学家和向中国出口转基因大豆的美国。先说说科学家。有些网络传言甚至将转基因育种专家描绘成亡国灭种的罪人，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全世界从事育种工作的学者数以万计，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分子生物学专家。
他们的研究成果会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选育的新品种也要经过政府和相关机构的专业评审才能够商业化种植。育种专家不是恐怖分子，他们转入植物的不是毒素，而是能够优化植物生长性状的基因，终极目的是造福人类。当然农民和消费者是最终的裁判，因为新品种必须能够让农民和消费者获益，才会有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再说说美国。
我先后两次分别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从事转基因的公众认知研究，此间也做了很多资料搜集和访谈工作。今天，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在美国的种植比例都在90%以上。美国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是世界第一，美国超市里的转基因食品品类也很多。如果断言转基因是美国的“生物武器”，那就意味着美国为了“亡我炎黄子孙”，首先自己“挥刀自宫”，大种大吃转基因——这似乎不太符合逻辑。
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付出巨额研发费用的种子公司会在转基因技术上设置一些壁垒，这属于在商言商，我们也要理性看待。尊重民意，循序渐进。纵观科学史，一项新发现被承认往往要经历一段非常曲折的过程。自然科学的结论是一元化的，但文化态度却可以多元化，我们应该尊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不同的选择。不妨来借鉴一下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历程。1978年，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来到了这个世界。
此间，“试管婴儿之父”Edwards博士饱受争议：罗马天主教廷说他亵渎上帝；科学界说他实验不规范，没有做动物实验，就直接进行了临床阶段；阴谋论者说，他的实验过程是伪造的；新闻媒体上甚至有人称其为“恶魔”。直到2010年，全球的试管婴儿已经超过了400万，而世界第一个试管婴儿已经32岁，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终于授予了已85岁的Edwards，而此时的他已经虚弱到没有办法亲自出席颁奖仪式。
今天，全世界10%的家庭面临不孕不育的现实问题，是Edwards用他毕生的努力给人类带来了福音。试管婴儿的商业化经历了三十年争论，即使今天得到了认可，生儿育女当然会首选自然受孕，而不是去做试管婴儿。同样的道理，消费者优先考虑非转基因食品，把转基因食品作为第二选择，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公众需要更久的时间来理解转基因食品，“挺转派”和“反转派”都不必站在处心积虑地想击败对方的立场。
相信伴随着综合科学素养的提升，转基因之争在中国将会回归理性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