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发现，青少年和老年人是最容易感到孤独的两种人群，而长期未加干预的孤独，可能会引发无法缓解的心理压力，导致抑郁、认知能力降低、心脏疾病、中风、早逝等健康问题。科学家正试图找出合理的干预方式，减轻高危人群的孤独感，解决孤独对健康的危害。
卡丽·阿伦巴希尔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村长大，对她来说，成长的经历实在有些孤独和痛苦。成年后，虽然有爱她的丈夫和朋友们，但作为一名38岁的行政助理兼作家，阿伦巴希尔依然得和孤独感对抗。在高中时，她害怕接近女生们。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且她们可能会欺负她。阿伦巴希尔不断反问自己，不断自我审视。“是我无意识地排斥其他事物，故意让自己孤身一人吗？”“是我自己在用力推开别人吗？”
阿伦巴希尔长大后，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但仍摆脱不了孤独感。最近，她在某个研讨会上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我一个人来，一个人吃饭，”她说，“没人邀请我，我也没有办法让自己被邀请。我感到孤独吗？是的。”
“我学着走遍这个世界，接触外面，”她流着泪说，“但孤独却一直缠着我不放。”
阿伦巴希尔的孤独，看似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平常之物，但已经引起众多科学家的反思。从心理学到流行病学，从演化生物学到遗传学，研究人员已经研究了不同类型孤独的性质、生物机制以及对身心的影响。从抑郁和认知能力下降，到心脏问题和中风，越来越多的证据将孤独与心理、生理疾病联系在了一起。
2015年，由杨百翰大学心理学家朱莉安娜·霍尔特-伦斯塔德与同事推动的一项研究发现，相比肥胖，孤独和早逝的关系更加紧密。2017年，该团队做了进一步的大型研究，发现罪魁祸首是缺乏与社会的联系，而这不仅是因为孤独，也是由社交隔离和不良的人际关系引起的。
我们到底有多孤独？霍尔特-伦斯塔德等学者认为，引发孤独的社交隔离现象正在蔓延：单身率上升、结婚率下降、儿童数量减少、志愿服务减少。2006年，杜克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从1985年到2004年，认为自己没有知己的人数（在美国）增长了3倍。但其他统计数据却展现了一幅不同的景象。
英国杜伦大学的社会学家杨可明在分析了2006年到2014年欧洲人群的数据后指出，成年人中有主观孤独感的人数非常“稳定”，占15%到20%。他说，那些有极强孤独感的人数（在英国），“一直非常稳定地保持在5%到6%。”
不论孤独感是否在蔓延——在一定程度上，这取决于测量的指标是什么，孤独与健康问题的关系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很多科学家的关注，他们希望找出减轻孤独感的办法。
2011年，丹麦王储储妃玛丽在全国启动了消除孤独的行动。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也资助了多个项目，希望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感。伦敦一家与AARP类似的组织AGE UK也于2011年发起了“结束孤独运动”，为老年人创造各种干预措施，做相关测试。2016年，BBC纪录片《孤独的时代》大声说出了“流行的孤独”，很多国家也开始重点讨论这个话题。
“这种信息已经传播开了，”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的老年医学专家克里斯蒂娜·维克托说，“只要你能去看望你奶奶，她就不必住院了。”
孤独的起源在某些时刻，我们都会感到“孤独”。但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孤独的感觉取决于我们的状态以及如何看待它。孤独被定义为可以感知的社交隔离和与他人切断联系的经历。大多数经历孤独的人，只要改变心态，就能改变感到孤独的状态，比如找到新朋友或开始一段新恋情。研究人员也提到过一些“长期孤独”人群，他们在一生中经历了沉重的孤独，即便所处的环境或人际关系发生变化也无法改变他们孤独的感觉。
他们的感觉不同于抑郁、社交焦虑或害羞，尽管这些情感常与长期孤独的感觉有相似性，会重叠。根据英国基尔大学心理学家肯尼思·罗滕贝格的研究，长期孤独的人群会与其他孤独者一样，无法正常处理社交信息（对社会威胁过度警觉），或有心理问题（抑郁）及人际关系失调（不合群）的表现。
社交隔离会引发孤独感，这可以通过独居、没朋友或没邻居等指标来客观评估。但是，有些社交隔离的人可能自我感觉心满意足，而那些客观标准并不算社交隔离的人（比如一个已婚且有很多朋友的人）却可能感到深深的孤独。虽然原因可能不同，但孤独与社交隔离都与高企的健康风险有关。孤独会引发抑郁，而抑郁则会引发疾病。“对于社交隔离的人”，霍尔特-伦斯塔德说，“没人会提醒你吃药，也没人会帮你打911。”
目前，还没有确切数据显示有多少人同时经历着社交隔离与孤独，也无从知晓这些群体是否面对着最大的风险。霍尔特-伦斯塔德预计，这两种人群的重叠率能达到20%到40%。科学文献带来的问题在于，衡量孤独的标准工具并不一定能评估孤独感。欧洲国家在调查时常用的孤独感量表能够评估孤独与社交隔离的人群，但无法测量长期孤独。
这份孤独量表只是简单地要求调查者对“我想有一个真正亲密的好友”、“有很多人值得我完全信任”等问题作出“肯定”、“是”、“差不多”、“否”的选择。
测量孤独最常用的方法，是改进的UCLA孤独量表，它能测量个体对人际关系质量及数量的满意度。例如，测量他们在与人相处时感到亲密的次数、感到缺乏陪伴的次数、感到害羞或孤独的次数。这种方法主要具有认知性——测试自我感知与其他因素，而不是深入探知孤独的实际感受。罗滕贝格说，对一部分人而言，“孤独感就像肠子打了结一样，非常痛苦，如果一直不解开，就会危害健康。”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心理学家一直将孤独与抑郁或其他心理疾病分开关注——他们经常提出相关理论，但却常被搁置一旁。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研究力度增强，一些学者猜测孤独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完全融入社交网络或集体。其他人则关注孤独人群在认知层面的问题，以及他们看待自己与他人时采用的消极和不现实的方式。
美国芝加哥大学神经科学家约翰·卡乔波最近刚提出一种颇有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指出，孤独是一种演化出的能力。当人们认为自己被排挤出社交群体时，他们会因为来自团体之外的威胁而缺乏安全感。卡乔波的演化理论认为，人们对社会威胁非常警觉，因而有动机与他人建立联系。这项理论包含所谓的“再交往动机”，也就是说，孤独带来的痛苦会使人们修复社会关系。卡乔波认为，这种机制不仅存在于人类中，它相当于一种寻求生存的机制。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心理学教授帕梅拉·夸尔特解释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安静地或独自一人观察周围的社会，然后试着找出重新进入社会群体的办法。“比方说，在一次聚会中，”她说，“我不认识任何人，我会觉得很不安、很孤单。我会观察这个‘情境’，试着识别我可以搭话的人和我要躲避的人。”芝加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斯蒂芬尼·卡乔波说，当RAM机制正常运作时，人们会找到联系群体的方法。
但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讲，RAM机制会失灵，使他们对社会威胁保持过度警惕，造成长期孤独。
度量孤独实际上，在生命的某些阶段，人们往往更容易陷入孤独——这也成为了近期研究的重点。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关注两个年龄段的群体：年轻人（30岁以下）与老年人（60岁以上）。多项研究表明，处于年龄段两端的人群都需要努力抵抗孤独感。
在调查了2393名15到97岁的英国人后，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的维克托和杜伦大学的杨可明于2011年报告称，感受到孤独感最深的是在25岁之前和65岁之后的这两群人。同样，德国科隆大学心理学家迈阿克·卢曼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路易斯·C·霍克利发表的一份大型德国人口研究报告指出，最容易感到孤独的年龄，通常处于30岁以下及80岁以上。
孤独感会在30和60岁时达到小高峰，在稍微回调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急剧上升，而且越老越高。当研究人员调整了朋友数量、婚姻状况和其他社交因素后，人一生中孤独感的变化趋势并没有改变，但是，到了晚年时，孤独感就明显缓和了。在测量60岁以上的老人的孤独感时，评估的精确度会逐渐变差，这反映为阴影区（置信区间）随着年龄增加逐步扩大。当然，这也表明，在这个年龄段中，孤独感会因人而异。
一些学者推测，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人们的感受会因为他们的价值判断（什么是正确的）发生改变。例如，多项研究显示，结婚或同居可以消除孤独感，但是对还不想结婚的年轻人或寡居已久的老人而言，结婚或同居就没太大意义。对中年人而言，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十分关键，但对已经退休的老人来讲，工作对他们就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同时，社会参与度、朋友数量、联络频率等相关性很强的因素，似乎在任何年龄段都可以用来预测孤独的程度。
在研究孤独感时，重点在于儿童与青少年，因为孤独感会对孩子的一生产生挥之不去的影响。研究表明，孤独会导致抑郁，而从小感到孤独的人长大后更有可能成为孤独（或抑郁）的人。2009年，英国开展了一项针对300名5~13岁儿童的研究，他们发现，孤独的儿童在青少年时期更有可能陷入抑郁，发生睡眠障碍，甚至影响学业。这项研究中的一些儿童与父母关系疏远，另一部分则与同龄人关系冷淡。
比利时鲁汶大学心理学家马利斯·马埃斯的研究显示，只有那些与其他孩子在一起时感到孤独的儿童，才更有可能害羞、被欺负以及变得抑郁。一些小孩会因为不擅长交际而感到孤独。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1342名青少年参与了一项评分调查，他们需要为自己和同学们“与别人相处的情况”打分。行为科学家热里内·M·A·洛德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任教，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说，通过自我评价与同学评价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类型的孤独儿童。第一类孤独儿童的同学认为他们不擅长社交，但有改变的潜力。
杜克大学发展心理学家史提文·阿舍说，社会关系是由不同社会任务组成的，包括主动与他人建立联系，成为可靠的伙伴以及共同解决矛盾。尽管某些儿童不太擅长处理这些任务，但他们能通过学习，改善与他人的互动，变得不那么孤独。
在洛德的研究中，第二类孤独儿童普遍对自己、对社会环境、对社会关系抱着消极的认知——有时，需要用不同的办法来消除他们的孤独感。而且，“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许多感到非常孤独的儿童其实拥有很好的社交技巧。夸尔特观察了一群8~14岁儿童在操场上的互动的情景，也观察了在其他场景下的交流。她说，最孤独的孩子和其他孩子的行为几乎一样，他们只是会以不同的方式理解日常互动。
大学生人群中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孤独的学生有了知心好友后，会和所有人的表现一样。但夸尔特说，这些孩子会很惭愧地说，“我的话太多了”或者“话太少了”。也就是，他们低估了自己的表现。这项有关儿童与青少年的研究也与约翰·卡乔波的错误RAM及过度警觉模型相符。
2015年，鲁汶大学发展心理学家扬内·万哈拉斯特与布鲁塞尔的弗兰德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一项针对730名青少年的研究，他们认为：因为对社交环境的消极认识，长期感到孤独的青少年可能会一直孤独下去。在结果发布的前4年里，研究人员每年都会对这些青少年进行测试。结果发现，那些一直保持孤独的人会对社交排斥的场景（比如没有被邀请参加聚会）作出更加负面的反应。
而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对社交接纳的场景（比如被邀请参加聚会）也作出了冷漠的回应。他们更愿意将受到邀请的原因当作聚会主人出于社交义务，而不是真心实意。“在被排斥时变得愈加沮丧，在被接纳时又高兴不起来，这真是双重打击，”参与这项研究的阿舍说。
在找寻孤独的根源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不信任他人是产生孤独感，或让这种感觉持续存在的原因。
2010年，罗滕贝格与同事调查了5~7岁、9~11岁、18~21岁这三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都不太信任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孤独感也越来越强烈。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年轻的成年人在与另一人互动前，先学习一系列有关“信任”或“不信任”的单词（如“忠诚”与“不忠”）。那些“准备好”信任他人的人，倾向于挑选更亲密的话题，并称他们和对方“一拍即合”。
对年轻人的研究结果是否都适用于老年人？
可能并不是。维克托说，老年人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孤独。她做过的一些研究，已经打破了对老年孤独的常规看法。但她说，“在英国，老人孤身一人已经被当作正常现象了。”在2000至2008年，维克托对近1000名65岁以上人群做了一项跟踪研究。他们发现，9%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孤独，30%的人说他们有时感到孤独，还有61%的人说他们从未感到孤独过。
维克托解释说，深层次的孤独与生活中的变故有关：失去伴侣或心理健康受损。
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她还发现，与大众熟知的观念相反，老年人最孤单的时候并不是圣诞节，而是家庭日常生活习惯发生改变的夏天。维克托说，她曾想把这项研究命名为“没人邀请奶奶去海滩”。
由于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一致认为，孤独和社交隔离与身体状况、心理状态的衰退有关，因此，研究人员尝试了一系列补救措施。
2010年，内科医生克里斯托弗·马西回顾了1970至2009年间发布的50项研究，分析了其中20个精心设计的孤独干预措施。他们主要分为四类：提高孤独人群的社交技能；增强社团支持；鼓励与他人交流；提供认知行为疗法。其中CBT是一种谈话疗法，可以降低或消除个人经历中的负面体验。“总体上看”，马西说，“这20项干预措施都降低了孤独感”，不过，其中最有效的还是CBT疗法。
考虑到孤独的儿童以后会成为孤独（或抑郁）的人，你可能会认为，科学家应该尽早干预儿童的孤独。然而，格罗宁根大学的洛德说，“没必要那样做。”多伦多约克大学临床心理学家阿米·罗卡赫清楚地知道帮助儿童摆脱孤独的阻碍。在他的个人实践中，罗卡赫使用CBT治疗长期孤独的成年人。对于15岁的青少年，他采用了各种方法，CBT也经常是疗法的一部分。“CBT对他们有效，”他说，“如果我可以让他们的父母配合的话。
因为，要是他们回到家感觉自己不讨人喜欢或者不能相信任何人，那么疗法就很难生效。”
针对老年人孤独的疗法却在不断创新。冥想训练、机器宠物以及教老年人使用社交软件等方法都在试验。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精神病医生布赖恩·劳勒的一份报告称，为老年人配备年纪相仿的志愿者，经常去看望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孤独感。不过，包括CBT在内的干预措施展现了更好的疗效。
比如，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的老年护理学教授洛里·希克与同事在2016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就证明了CBT的成效。这项研究中，共有27名有孤独感的志愿者（通过完整的UCLA量表筛选而来）参加，他们要么接受为期12周的LISTEN团体治疗计划，要么聆听关于老年健康的讲座。
接受LISTEN治疗计划的志愿者会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由3~5名老年男性与女性组成，他们要对“归属感”、“社会关系”等话题进行讨论，并且撰写一篇文章。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着改变一些消极的想法。当时有一位前CEO，他已经83岁，认为自己完全没用了。但听到别人说，作为商人积累的经验和技能到现在依然有用时，他很快就为大楼里的老年人制作了一份通讯录。
这项研究执行12周后，希克说，参与LISTEN治疗计划的老人都觉得孤独感有所减轻——“几乎达到了不孤独的程度”。而且，治疗组的老人还获取了更好的社交支持，血压也有所降低。相对而言，对照组老人的机能水平与生活质量均呈下降趋势。维克托说，最好的干预措施不是直接对付孤独感，而是解决潜在问题。如果因为身体健康而不出门，那就应该建立步行小组；如果他们缺少交通工具，就给他们提供交通工具。
维克托想起自己的母亲曾使用过一种“购物法”——每周叫上一个老太太一起逛商场。老太太们开始交换电话号码，相互交朋友。“她们做梦都没想过会在大街上跟人聊天。”
科学家越深入研究孤独，就越容易辨识出那些因特定问题而处于高风险的群体。例如在2016年，DEFACTUM与南丹麦大学的心理学家马赛厄斯·拉丝卡德及其同事开展了一项基于丹麦人口的研究。
他们识别出了某些高风险群体，包括少数民族人群、失业人群、残疾人士等。这些人群经历了长期心理疾病的折磨，孤独地活着。未来，科学家将会为这些群体设计专门的干预措施。对于长期孤独的人群，CBT依然是最佳疗法，不过，四氢孕酮药物疗法也许同样能减轻社交隔离的现象。这种疗法目前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芝加哥大学的斯蒂芬尼·卡乔波说，四氢孕酮很可能成为CBT疗法的一种补充手段。
解决老年群体孤独问题的新方法正在持续增多。然而，科学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帮助长期孤独的儿童走出困境。约克大学的罗卡赫说，“我们可以制定出干预措施，但需要教师与父母一同努力付出才能解决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理解，只会跟孩子说‘自己出去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