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中国的科技实力在不断地增强。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1月18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科学出版物的总量首次超过了美国，首次实现反超。2016年中国发表了426,000余篇论文，占爱思唯尔Scopus数据库总量的18.6%，而美国则发表了近409,000篇。不断增长的论文数量一方面道出了中国基础科学实力不断壮大的事实，却也道不尽这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就在1月3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为2035年之前的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定下了一个“小目标”。而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发展的方向和克服的困难还有很多。
在中国科研实力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基础科研究竟还有哪些短板可以克服，进而使它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就在最新一期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主办的《科学与社会》杂志上，来自中国各大院所的学者针对中国基础科研存在的短板进行了集中剖析。此次，《知识分子》对这些学者的观点进行整理、编辑，形成《中国基础科研的短板》系列文章，以期为中国基础科研的发展、改革提供借鉴。
今天这开篇文章，就从“基础科研投入的短缺”说起。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基础分子科学中心主任程津培教授指出，投入短缺正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主要短板之一。近来年，中国GDP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6%以上，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但我国基础研究投入长期在总科研投入的5%左右徘徊，“这虽可满足跟踪模仿，却远不能支撑以我为主的创新引领。
持续的低投入已造成对我国形成重大原创能力和重大突破的巨大伤害，但伤至根系，短期难以识别，加之实用主义的文化惯性，使问题虽受关注，但久议未决。”程津培表示。相关统计显示，2016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占总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开发）的5.2%，系十年来最高水平。但对比发达国家对R&D的投入占GDP的15-20%，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仍远远不足。
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基础研究投入短缺（5%）的情况下，GDP仍能保持较高的增长？程津培认为，GDP并不能代表发展的质量和创新能力，相反，在保持GDP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还付出了牺牲创新文化培育的代价。“尽管5%可能适应于跟踪模式下的发展，但绝不可能满足新时代对创新驱动发展的本质要求，因此必须得到转变”，程津培表示。
程津培进一步指出，在总体投入不足的背景下，诸如“中国SCI论文数量的不断增长、已居世界前列”等带来的自豪却使很多人产生了错觉，进而导致了“一好成了百好”的假象。很多问题也进而被忽略，譬如一些大型院所，那里的仪器设备比国外毫不逊色，从而习惯性地认为这是研究水平高的表现，而忽略了这些装备是否由中国制造或搭建的。不仅基础科研投入上却在短缺的问题，在投入的方向及结构上，过于依赖政府的情况也日益凸显。
首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龚旭研究员指出，以往国家资助科学研究的方向总是向着高而大迈进，“却往往忽略了一些小团队、小方向上可能出现的成果”。龚旭进一步提到，由于长期受科研计划模式的影响，以及受到计划时代科技领域“两弹一星”成就的鼓舞，我国科技管理部门侧重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搞大工程，立大项目，组大团队，而对小团队开展的自由探索研究往往忽视，甚至将支持此类研究称为“撒胡椒面儿”。
其实，很多引领性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的突破，往往来自于被探索性、好奇心所引导的这些小团队。基础研究的魅力和持久生命力，就在于其具有层出不穷的多样性和出人意料的可能性！强调基础研究的多样性是夯实基础研究之基础的重要路径。“当我们习惯于仰视和羡慕俊俏的山峰时，是否也应注意其脚下根基深厚的辽阔高原，甚至学会欣赏高原上五彩缤纷、争奇斗妍的美妙风光？”龚旭表示。
其次，结构上的过于单一也使得基础科研过于依赖中央级财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及企业的作用。程津培提到，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投入主要来自于中央本级财政，其在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中占比达90%以上，“这是不正常的”。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也会承担一部分支持基础研究的责任，一些企业在基础研究总支出中的贡献也至少会达到20%，这在中国并不常见。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赵兰香也对基础科研的体系结构也表达了她的担忧，尤其是企业对于科研的投入方面，中国的企业往往忽视基础科研这一重要环节，“首先，从执行主体结构来看，我国企业在基础研究中比重过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赶超过程中，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都占有相当的比重，包括韩国、日本，都曾达到40%多”。但是在中国，这样高比重的企业却是凤毛麟角。
“今后，政府仍然须要担负起基础研究投入主体的责任。与此同时，还要系统建立鼓励地方和企业积极投入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引导社会各方面支持基础研究发展，培育有利创新的文化环境，建立中央政府为主的多元化基础研究投入体系，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大支撑。”程津培给出了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