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僵持多年的朝鲜半岛迎来一股暖流。1月9日，沉寂多年的板门店热线重启，朝韩开始重新对话，此次平昌冬奥会也成为朝韩双方破冰契机。其实，体育从来不是简单的蛮力竞技，奥运会也从来不是单纯的竞技盛会。不管是其诞生之初，还是发展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浓厚的政治意味，时而沦为权力政治的斗争工具，时而又成为国际关系的破冰机。
正如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所说：“每天处理的问题90%是政治问题，10%是体育问题。”
横亘古今的和平祈愿。“奥林匹克”一词源于古希腊时期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对天神宙斯的祭祀活动，其中包含体育竞技活动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统称为“奥林匹克”。早在远古时期，奥林匹克活动就体现出对和平的无限追求——“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制度。
奥运会期间，主办地伊利斯城邦便成为宗教圣地，开放各个通往奥利匹亚的路口，欢迎人们前往参加活动；但禁止携带武器，禁止武器械斗，禁止任何战争行为，否则视为对天神的不敬，不管是个人还是城邦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公元前420年，斯巴达人在“神圣休战”期间攻打伊利斯城邦，而后受到了2000米那（相当于20万只羊的价钱）的罚金处罚。
重生于1894年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继承了和平的初心。最早的《奥林匹克宪章》就记载着“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精神互相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的最高宗旨。奥运会按照公认的统一规则与标准组织进行国际赛事，为国家间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渠道。竞技体育跨越种族、语言和地域的差异，成为全人类沟通、交流的共有文化。
政治家也穿梭于奥运会看台之间，借用奥运会的平台，增进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以无形的语言传递明确的政治信号与态度。2008年北京奥运会，美国总统小布什全家组团观赛及法国总统萨科齐携美眷莅临开幕式，都表现出两国对华关系的极大善意。除了政治家的参与外，现代奥运会也在不断以实际行动促进着国际社会的和平进程。
1988年在韩国汉城奥运会成功弥合莫斯科奥运会和洛杉矶奥运会的种种裂痕，跨越了意识形态隔阂，超越了种族肤色差异，促成161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集齐聚一堂、共襄盛事。2000年悉尼奥运会更是实现了朝韩两国运动员共同入场，全场数十万观众肃然起立、感动鼓掌，这也是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手第一次携手步入奥运赛场。
现代奥运会之父顾拜旦曾在《颂体育》中如是写道：“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你在有节制、有组织、有技艺的体力较量中产生，让全世界的青年学会相互尊重和学习，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尚而和平竞赛的动力。”
权力政治下的奥运风云场。作为全球关注的体育盛事，奥运会将体育与和平相联结，在共同的竞技中传递善意与理解，始终致力于实现世界和平。
但多少令人有些扼腕叹息的是，象征着和平与美好的奥运会，一直未能逃出翻云覆雨的权力之手，频频沦为国际权力对垒的前沿阵地。“抵抗”“禁止参加”成为国家表明政治态度的经典手段，各个国家通过对主办国或奥委会的抵制来表达该国的政治对抗态度。
20世纪70年代，新西兰贸然与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进行体育交流，惹恼了众多非洲国家，进而引发了1976年数十个非洲各国对新西兰的抵制，拒绝参加有新西兰参与的蒙特利尔奥运会。
20世纪80年代美苏争霸的紧张局势，更是使奥运会成为政治站队的附庸，与增进国际交流、促进国际和平的初衷相去甚远。1979年，苏联悍然入侵阿富汗，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
枉顾众多运动员的汗水，美国明确拒绝参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身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日本、联邦德国、加拿大等国也随即响应。莫斯科奥运会成为历史上参赛国最少的奥运会，在一片惨淡中收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施以同样的手段对付美国，苏联与东欧国家纷纷抵制洛杉矶奥运会。
除了站队抵制的极端手段外，在意识形态极端对立的年代，奥运会中的外交承认也成为斗争形式。自民主德国成立以来，一直得不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承认，美国以及众多北约国家也无数次拒绝向东德运动员发放签证，而东德则始终坚持该国运动员必须持有东德护照。尽管国际奥委会无数次反对各国以奥运会作为政治施压的工具，但权力政治当前、国家利益为首，奥运精神往往被抛出脑后，成为各国相互攻讦的武器之一。
奥运会与国际社会。1891年，国际奥委会得到瑞士承认，正式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国际机构。1896年，由奥委会举办的首届现代奥运会在希腊雅典成功举行。随后百余年里，国际奥委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际社会中成员国最多、规模最大的国际组织之一。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也逐渐渗入国际社会，受到愈来愈多国家的青睐与认可，成为一种共有的全球文化和规范制度。
获得奥运会的参与权意味着对新兴主权国家或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地区的一种国家承认与认可。这类国家也开始积极谋求通过奥运会的“洗礼”亮相国际舞台。1999年，刚刚宣布独立的东帝汶就参加了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2011年新生的南苏丹也通过参加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
对于小国来说，参与和认可即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对于新兴强国，奥运会的承办才是他们的角力场，有实力的国家将承办奥运视为让全球认可本国的绝佳机会，摩拳擦掌、不遗余力地争取奥运承办机会。
2009年，时任巴西总统的卢拉在获悉里约热内卢获得2016年奥运主办权后，激动得热泪盈眶：“如果我现在死了，我也感到人生值得。”确实，再没有哪项活动能像奥运会一样凝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承办奥运会，的确可以集中展现国家整体精神风貌，开拓国际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提升国家形象，建构国家软实力。奥运会的承办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传递出国家地位提高、进入所谓发达国家行列的信号。1964年，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日本便一改二战战败的颓势，向国际社会呈现了文明、现代、发达的崭新日本形象，极大提高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和国际影响力，进而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新秀。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向世界更好地展示了崛起中的中国。根据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发布的“世界主流媒体奥运关注度调查研究报告”，奥运会期间，每天世界各地46.2％的主流报纸在头版至少刊登1条以上的奥运新闻，其中正面报道超过53.8％，负面报道仅为11.3％。北京奥运会使国际社会的聚光灯向中国照亮，使中国在国际化进程中迈出更大一步。
奥运会也使承办国对国际规则、国际程序有了更多的了解、认知和掌握。漫长的奥运会筹备战中，承办国也能逐渐将国际规范内化到国内社会中，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与国际接轨”，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终究只是美好的祈愿。在一次一次“去政治化”口号中前行的奥运会始终未能得偿所愿，成为政治与运动的联姻产品，终究未能成就理想主义式的纯粹体育盛会。
不过可幸的是，至少在当下时代，奥运会更多的成为国家间关系回缓的契机，而非针锋相对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