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生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你总是想在另外层面上有一定的影响。2017年11月，梅林离开待了13年的乔治亚医学院，到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担任神经科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凯斯西储大学是一所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以研究见长的著名大学，它的医学院位居全美最好的一批医学院之列，神经科学系也是底蕴深厚的“老牌”学科。
尽管华人科学家在美国学界的影响力在逐年提升，但他们的总体影响仍然有限，因此，像梅林这样在美国名校担任神经科学系主任的华人科学家可谓“凤毛麟角”。
梅林发现，也许是文化背景的原因，许多华人科学家对行政工作敬而远之。他们在实验室的基金和文章上一般来说“一点问题都不会有”，但大多对自己实验室之外的事情缺乏必要的关心，也缺乏在研究和管理工作之间取得平衡的能力。
但在梅林那里，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尽管它们的侧重点和乐趣全然不同。比起专注的研究工作，管理需要与各方接触，处理的事情也更为琐碎。但梅林同样乐在其中，并且他已经有很长时期的“两栖”经验。2009年他就开始担任乔治亚医学院分子医学与遗传学研究所所长，2014年他所在的研究所转为神经科学和再生医学系，他又继续担任首任系主任。
梅林在乔治亚医学院期间，“硬生生”把它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做到了“国内外都响亮的程度”，陶艳梅对《知识分子》说。她曾经在乔治亚医学院梅林实验室做博士后，现在是杭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在她的记忆中，“梅老师就没掩饰过这种自傲，经常对我们说，看看我们实验室的产出，哈佛医学院的大部分实验室都比不上一。现在搬到凯斯西储大学做系主任，足以证明他的自信有足够的底气。”
梅林的风格也影响着他的学生们。
由于受到从文献检索、实验设计、实验技能到实验室管理的“全方位”科研训练，梅林实验室培养的博士后大都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他们很多回到中国后都成了独立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即项目负责人）。目前据统计任独立PI的已有二十多人，其中不乏国家万人计划学者、长江学者、杰青和优青等。“这在乔治亚医学院的其他实验室是比较罕见的。
”陶艳梅说，一些人会因为安逸的生活反而更倾向于做个普通的实验员。
到凯斯西储大学之后梅林的工作变得更庞杂了。每天除了学校的各种会议活动之外，他的工作还包括为系里募集资金，这就意味着要经常跟当地的财团、公司接触；此外，他还兼任克利夫兰脑健康计划的主任，这意味着他还要担负自己所在的神经科学系与当地的其他主要研究机构之间在神经科学领域的合作、协调工作。
梅林每天的生活忙碌而简单。
每天除了十三四个小时的工作，仅有的休闲活动是早上上班前或晚上回家后的跑步。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这个正式的上班时间里，作为系主任，他的时间表不受自己控制，在官方的时间表里，各种会议、活动安插其中。所以他每天早上六点甚至五点就到办公室了，这样自己每天可以有三四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早起是他从小就在母亲的督促下养成的习惯，另一个与之相伴的习惯是跑步。少年时，每天早上母亲都要将他和弟弟妹妹从床上叫起来跑步。
问起梅林这位新任系主任的愿景，他的回答朴实而有分量，他说希望将自己的系“搞得更好”，也就是在目前基础上，将他所在的神经科学系建设成为研究实力更强、更具学术影响力的院系。“我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除了你自己的科研做得很好以外，你总是希望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比如说对社会有一个影响吧。”梅林说。
他也一直在中国发挥着自己的影响。
早在1998年，他就与蒲慕明、吴建屏、鲁白、饶毅几位神经科学家一起提议建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后来又到南方医科大学担任长江学者并与这所大学开展了一系列合作。2013年，梅林回到了他的母校南昌大学（梅林曾经就读的江西医学院于2005与南昌大学合并），担任生命科学研究院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每周一早上美国当地时间凌晨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是梅林和南昌大学的博士生线上讨论的固定时间，学生汇报课题进展，评论领域的新文章，每次持续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他没有选择到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选择南昌大学，是因为他觉得他在这里可以发挥更大的贡献——一线城市和非一线城市在科研资源上依然悬殊，他的选择可以对这种鸿沟作出一点力所能及的弥合。
梅林1959年出生于江西南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正是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父母就被下放到了江西德安县廖村当“赤脚医生”。在小梅林的印象中，廖村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当年去的路上，汽车行驶了大半天时间，但现在看来只是离南昌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山村。梅林和家人住在废弃的村部里，这座二层小楼背靠小山，前面不远处是条小河。他和弟弟一起到后山采松针当柴火；夏天的时候，在河里游泳、钓鱼。
除此之外，廖村的记忆里还包括吃不完的水果和家里养的一条狗。
1975年高中毕业后，按照国家政策，他们家可以留一个孩子在城里，父母就把梅林留在了城里——他是老大。梅林先在南昌第二印刷厂做了学徒，考虑到“大集体”单位不稳定，一年后又去了国营单位江西省林业汽车运输团。十几个年轻人坐在四吨重的解放牌大卡车上，轮流进驾驶室，学习开车。他们几乎跑遍了南昌近郊的所有乡镇和县城。
当时司机是社会上最吃香的三个职业之一，另外两个是屠夫和医生。当梅林报名参加1977年高考的时候，周围同事都不理解。他很快就要转正了，转正后的工资是每月四十多块钱，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也不过多十块而已。而且读大学的这几年还赚不了钱。同事们都觉得梅林傻，但他没有算这个账，就觉得“有这样的机会我肯定要去（考）了”。
梅林走上生物学研究之路也是受到了父母的影响。
父亲和母亲当时已经回到江西医学院教书，高考志愿是他们给选的：江西医学院（那时只有一个专业：临床医学）。但他并没有因此不喜欢他的专业。在大学里，他一直是个“很好的学生”：省级三好学生，各种标兵，“运动健将”——从400米到10000米，“我只要参加，那一项的纪录就会被打破。”临床医学专业的一般轨迹是当一名医生，这也是他绝大多数的大学同学后来的职业。
但是实习中的所见让他灰了心，也彻底改变了他接下来的人生轨迹。
他发现“临床上能真正解决的问题很有限”，尤其是他经历的两次“事故”（尽管医院并没有将它们作为事故处理）让他产生避开医生这个职业的念头。其中一个事故是一天傍晚送到医院来的小男孩本可避免的死亡。小男孩在一次车祸中受伤了，白天已经在乡镇和县里的医院输了液，到市里的医院后，医生又继续给他输液。几个小时后，小男孩就发生肺水肿死掉了。
肺水肿是典型的“心脏受不了”的表现——每个病人每天输液的量不能超过一定限额，否则心脏就会无法承受，尤其小孩更是如此。作为实习医生的梅林看得很清楚，小男孩的死是医生不负责任和判断错误的结果。
梅林就想，也许只有做科研能完全避免制造这一类的悲剧。所以他继续到军事医学科学院读了神经药理学硕士，然后又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医学院读了药理毒理学博士，并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神经生物学家。
现在回过头看，梅林觉得自己的人生有很多可以称之为“幸运”的偶然性（当然这种“幸运”是以自己的努力为基础的）。如果在一些人生关口前是另一个结果，比如他贪恋国营单位林业司机的铁饭碗而没有参加高考，比如在研究生考试中比录取线少了几分，那么也就没有今天的生物学家梅林了。
1985年硕士毕业前，梅林给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一位药理毒理教授写了一封好几页的信，里面详细阐述了他对一个神经药理学课题的思考，然后问是否可以去美国读他的研究生。这个现在梅林看来“比较粗浅”的思考当时迅速吸引了这位教授，教授很快回了信，让他“赶快”过去读他的研究生。最后连托福和GRE的成绩也没有用上，梅林就顺利拿到了亚利桑那大学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梅林现在也经常收到中国学生的邮件，想到他的实验室读研究生或做博士后，但很多都是“一看就是没有做家庭作业的”。“信里只是说对我们的研究如何如何感兴趣，没有对我们实验室的课题，或者是领域有任何的见解或评论。这种信怎么会引起别人注意？”梅林的另一个感受是很多中国学生对已知的知识（无论是教科书上的还是权威期刊上的）缺乏批判精神。
“你不能够说这是一篇Nature文章（它就一定对），不可能的，那科学就不要前进了，对吧？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不是让爱因斯坦修正了？你哪能说科学是一成不变的呢？”回头看自己的经历，梅林自嘲“别的也不会，只知道瓶瓶罐罐，细胞，老鼠”，但他觉得这真是这个世界上难得的一个好职业：“你可以头一个解决自然界里很有意思的问题，完全你自己决定的，别人还给你工资，提供研究经费，然后因此你对社会还有所贡献。”
梅林和他的团队专注在从分子层面研究神经系统，以及一些与神经相关的疾病（如重症肌无力、癫痫和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理，研究神经肌肉接头在形成、衰老和疾病中的变化和机理。在梅林看来，在未来50年到100年间，神经科学将进入一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有太多的重要问题等待解决。神经科学在生物学领域是最难突破的一部分。人类直到现在对人体的认识还主要集中在神经之外的其他器官上。人脑太复杂了。
每个人脑有千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之间又有上千个连接点（突触）。这些复杂的连接是如何形成环路的，进而控制身体所有的功能（对低等动物来说，这种功能是初级的觅食、运动功能，人类更为特殊，还有思维、情感、语言等高级功能），仍然是未知。而且，神经元之间的环路还随着人体功能的需要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中。这其中的分子机制是怎样的，人类仍然不清楚。
“除少数的功能或疾病外，单基因时代已经过去，多半需要多基因或通路的参与；所以现在大家似乎处于一个躁动的状态，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每个人都面对着一大堆的数据，希望从中找到线索。”梅林说。梅林生活中最兴奋的时刻莫过于在实验中捕捉到新发现之时。他向《知识分子》讲起他的团队最近完成的一个实验。
他们要验证一个假设，就是通常被认为是脚手架蛋白的rapsyn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转导蛋白（意味着它具有酶活性）。为了验证这一点，他们在老鼠的某一个氨基酸（对酶活性有重要影响）上突变，然后让杂合子的老鼠交配，如果假设成立，那么新生的老鼠必须有生下来就死的老鼠（因为没有神经肌肉接头），且这只老鼠应该是含有突变的氨基酸基因纯合子。
梅林有一次正在开车，接到博士后李磊（现在上海科技大学任职）的电话，当听说有生下来就死的老鼠并且它们体内的确有突变基因时，他兴奋地赶紧把车停下，等不及想要听到更多的细节：死了几只老鼠？死的都是纯合子吗？有受到其他因素干扰吗？“我们实验室的兴奋往往是产生于这个（时刻）。”电话中听梅林描述当时的情形时仍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当时的兴奋。对他来说，到此为止，课题就结束了。
至于接下来将它写成文章，发在期刊上，反而只是常规的后续工作而已。
梅林的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2008年他和他的团队发现了一个影响神经肌肉接头形成和维持的重要分子——LRP4。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同行很多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分子的存在并在寻找它，但都苦于找不到路径。“我们比较幸运。”梅林回忆他的团队成功的过程。一个做骨头研究的团队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给了他“重要的提示”。
论文提到，他们发现LRP4突变后的老鼠神经肌肉接头也有问题。“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神经肌肉接头，做完就走了，做别的去了。那篇文章却给做神经肌肉接头的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提示，LRP4可能是大家寻找多年的agrin受体。所以由此就展开了很多实验室的竞争。
”最终梅林团队和纽约大学的同行胜出了，他们同时得到了这一重要发现，这样的相互验证让研究成果更快得到了学术同行的承认，几年后已经登上了美国生物系大学一年级通用教材《细胞分子生物学》教科书中。更让梅林欣慰的是，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临床应用，这得益于梅林的临床医学的专业背景，他们通过和临床医生的合作，他们在重症肌无力病人体内发现了抗LRP4的抗体——后来这被鉴定为重症肌无力的病因之一。
重症肌无力由此找到了一个新的有效诊断方法。
“幸运”当然是有原因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很长时间，所以科学上有一个名言，就是幸运是降落在有准备的人身上。当时我们天天都在做这个（相关的）实验，一有幸运来临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那个实验。”梅林说。他相信持之以恒和“笨鸟先飞”的力量。
在他看来，生物学对天赋的要求不像数学和物理那么高；在这个领域，如果你研究的问题是重要的，只要持之以恒，“你迟早会成为这个领域里的领军人物。”梅林也是这么要求他的学生们的，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营造了严谨向上的研究氛围。梅林的妻子熊文诚也是一名出色的神经科学家。他们“都对科研极其严谨”。
陶艳梅回忆，在乔治亚医学院的时候，两个实验室的人一起开组会，每次轮到谁主讲就特别紧张，台下的听众都被梅林和熊文诚“训练得很picky（挑剔）”，提问、质疑和建议一起涌来，狂风骤雨一般，讲完心像被磋磨了一样。
几位梅林实验室曾经的博士后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都同时提到梅林在工作上的特点——热爱研究，工作刻苦。大家都对他“永不枯竭的动力”印象深刻。其中一位前博士后说，“大家常常惊诧于他的24小时工作在线”，他们经常半夜收到他的邮件。充沛的精力也许源于生活上的自律。在这位曾经的博士后印象中，梅林生活方式简单而健康——“不抽烟不喝酒，长期保持锻炼，对吃的也不讲究。”
梅林现在的一个“梦想”是找到肌肉释放的对运动神经元存活或分化有作用的因子。最早发现肌肉中可能存在这样的因子的是一个著名的实验。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科学家Viktor Hamburger在鸡胚发育早期将以后发育成肌肉的“肢芽”切除后，发现脊髓中的运动神经元就会死掉；反之如果移植一个冗余的“肢芽”，运动神经元的数量就会增多。
1986年，美国科学家斯坦利·科恩和丽塔·列维-蒙塔尔奇尼因发现生长因子而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他们发现的神经营养因子只对感觉神经元有作用，对运动神经元没有作用。当梅林被问及在科学研究上是否有登到顶峰的欲望时，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任何的科学家你问他想不想登上山顶，我想可能没有人会回答没有的，这是竞争性，你要没有的话，你做科学没那个动力。
”这种竞争性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比如周末和实验室的研究生一起跑步时，他总是希望跑到他们前面；去七楼的办公室，有时甚至也要“抓”个学生，看谁先爬到七楼。采访中他还开玩笑地提到一个细节，在微信运动里，他经常想“打败”施一公，但“他总是走到我前头。”
梅林实验室前博士后们向《知识分子》谈起来更多的，是这位科学家生活中的一些细节。
军事医学研究院军事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吴海涛回忆起一件小事：他刚到乔治亚医学院时，梅林送给他一套电动理发器具。周末的时候，梅林还经常在实验室亲手为他理发。每次想起这件事，吴海涛都会感到“心头无比温暖”。陶艳梅“拖家带口”刚到美国时，住的地方离实验室很远，自己又没有驾照，上班成了大问题。梅林知道以后，每天都准时开车过去接她。有时他自己外出开会就嘱咐妻子熊文诚过去接。
就这样“风雨无阻”地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陶艳梅拿了驾照。“这种对我们的科研工作极度挑剔却对我们生活上的困难屡施援手的作风，以后六七年的共事过程中不断感受，越来越显著。”陶艳梅对《知识分子》说。
在科学之外，梅林关注的一个领域是时政新闻和社会文化。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还是像“低端人口”这样的中国新闻，他都保持着关注。这也是科学家经历对他的塑造。
这种塑造既包括美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也包括科学家思维——“科学家这个脑袋走出去，看见任何一个现象，你马上就要想这里头的机制是什么，他是怎样从一点到另外一点的。他不可能说我只用我的脑袋想实验室的那点事情。”他去实验室，除了问问学生博后实验进展，经常聊着聊着就聊起了政治。
特朗普让梅林失望——“不要说他IQ怎么样，他的人品很难让人恭维，他可以在公开场合议论女性，向别人标榜如何用名人的地位占女性的便宜，简直不可思议。”但一些“有识之士”也让他感到安慰。比如《纽约时报》一直在有理有据发出反对声音；比如美国国会总是驳回特朗普政府削减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经费的财政预算。
梅林讲起采访前几天的一则新闻，美国特别保守的阿拉巴马州，此前得到特朗普全力背书的共和党候选人摩尔同民主党候选人琼斯共同竞选司法部长塞申斯空出的参议院席位，最终摩尔落败——这样保守的州“在以前是要支持特朗普的”，“就是说那里也有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
如今梅林的生活中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重心是家庭。26岁的老大哈佛本科毕业，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医学和哲学双博士，老二即将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毕业。
两个儿子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刻，也都是不亚于他自己做出研究发现时的开心时刻，看着他们成长同样是他生活中重要的乐趣所在。他给两个孩子的教育是：第一，不要成为社会的负担；第二，对社会有一定的贡献（当然前提是“做你感兴趣的东西”）。
对社会有贡献是梅林所理解的人生意义：“我们也不知道几百年以后、几千年以后会怎么样，虽然我们（可能）也会被埋没，但是至少在这一段时间内，你能对人类有一定的贡献，我想这是我理解的人生的意义。”在他眼中，只要是贡献，普通岗位同样有它的意义——“比如说你解决一些社区里头的事情，那也是贡献啊。”这和科学家的贡献并无本质不同，“地球如果是一个村落，那你每个房子，每个角落都是要有人去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