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城乡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6.9亿，占13亿总人口的51.27%。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城镇居民人数首次超过农村居民人数。目前，全国已经有五个城区常住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十于个超五百万的特大城市。这些城市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很多中小型国家。
我们印象中的农业大国、“乡土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遥远模糊，而一个个活色生香又光怪陆离的都市画卷正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肆意展开。然而，在享受更多的公共资源、经济机遇和生活便利的同时，城市的发展也始终绕不开一些通病顽疾：如高昂的房价，拥堵的交通，糟糕的空气，激增的外来人口，和脏乱差的“城中村”等。
公众所关注的民生热点话题也越来越集中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学区房、住房保障、养老保险，收入分配，空气质量，食品安全等等。这些现实社会问题一方面使得地方治理面临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为当代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素材丰富的研究观察室。
香港科技大学的吴晓刚教授是过去数十年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系统的数据搜集和严谨的实证研究的领军学者之一，近年来他的研究更加聚焦一些更加地方性的研究，倡导以量化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以邻里社区为核心的比较城市研究。2017年12月23日，《缪斯夫人》对话香港科技大学的吴晓刚教授，聊了聊他在过去十多年关于中国城市化和经济社会研究。
吴晓刚教授的研究兴趣深深地打着他生活经历的烙印。社会研究者尤其如此。
他从农村上学出来，有幸在中国最具现代性的两个城市生活、工作。他的人生第一份工作在上海，第一份学术工作在香港。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上海市政府研究室工作过一段时间，有机会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了这个伟大的城市脱胎换骨历程的开篇。他申请到美国留学，被UCLA录取之后，原本是要参加（已故）成露茜教授的一个亚太城市比较项目的，但后来项目没获得资助，露茜又回台湾接手家族事业，最后不了了之。
他2003获得香港的教职之后，有一笔自主使用的项目经费，他记得就是做全球化、城市化、和外来移民的居住隔离。这项工作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回头看来，现在的研究，包括分层、移民、教育、香港研究，还能连成一体，并没有走得太远。
吴晓刚教授认为，要研究中国社会变迁，未必需要全国性的数据。北京的不少学者特别具有这样的使命感，搞得研究北京的人反而不多，出不了名。
其实城市就是中国社会的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生活在城市，特别是集中在大都市。很多引领社会潮流的的东西，都是在大都市首先出现的。所以，大都市是光怪陆离、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的观察室和实验室。我们可能还是研究原来的题目，如不平等与贫困、移民融入、住房、教育、婚姻、家庭、劳动力市场等，只不过要在更加具体的场景下来研究，把严谨的定量分析建立在一定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
吴晓刚教授的研究团队，把现正在做的这些工作和未来要做的工作，称为“新古典都市社会学研究”。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社会转型，对都市社会学提出了很多老问题，也提出了很多新课题。他们关注的问题和视角于芝加哥都市社会学派很相近，邻里这个概念，不是新的东西。“新”意在于，他们研究中国城市的社区时，一般将社区定义为“居委会”/“村委会”这个层次。
中国城市的居委会（社区）被看作是国家行政组织在基层的延伸，而非西方语境下的自发的、自主的、自治的组织，而在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社区更典型的形象是横跨于国家和社会，成为城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要将这些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的研究与社会学中社区研究的学术脉络连接起来，最为接近的大概应该是上述“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延伸，而非简单的空间概念。
第二，当社会生态学这个学派出现的时候，主要利用的经验数据是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现在他们的数据来源更加多元化了。基于大规模的微观调查数据、行政数据、人口普查数据，不同层次的数据，在空间上可以进行整合。通过区域层次数据与个人层次数据的整合，既可以做与个人行为相关的研究，也可以看个人行为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最后，城市社会学研究还可以与大数据结合，通过新型的手段搜集和整合传统面访不可能获得的资料。
这是需要通过他们的研究工作来充实其内涵。但是核心还是对空间因素的强调。故名“新古典”都市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