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能力是科学训练最基础的技能之一，也是推动科学前进的根本动力。科学史上的质疑，有过黑暗的被迫害历史，如布鲁诺质疑“地心说”，被宗教法庭以火刑处死案。文艺复兴后，质疑成为西方科学的主要规范之一。“燃素学说”和“氧气学说”的论战，爱因斯坦和玻尔关于量子物理理论的互相挑战，是奠定现代科学基础的经典质疑。
现代科学的质疑活动，在各国科学院章程、各科学学会章程、各期刊条例等一系列文件和纪律的编织下，已经有成熟的规范。
在国际会议上，对报告人的数据刨根问底，追寻研究细节，不但是科学的惯例，而且是建立学术圈人际关系的必经过程。近期，我国学术界频发的质疑，更是我国基础科学终于与国际接轨、走向规范的可喜现象。毋庸讳言，文化中对权威的崇拜和服从，消极地逃避承担责任，是文艺复兴后我国科学落后的主要原因。
和邻国日本相比，我国更为致命的是版本不断更新的、大跃进式的虚荣和浮夸。科学微信群基本都办成了祝贺群和红包群，罕见对发出来的数据关心和讨论。
在我的母校上海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张昌绍老师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在《自然》和《科学》杂志发表了文章，今天在所谓名刊上发文难道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么？
自去年以来，我国发生的几起科学质疑，坦诚地讲，在世界科学质疑史上，只能算是没有一点响声的小泡泡，比起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领导调查的HIV病毒发现之质疑，美国国会发起联邦调查局动用最先进的笔迹鉴定技术对前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校长、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实验室之质疑，这几起科学质疑的影响力无论是在科学价值上，还是国际影响上，都差了至少两个数量级。
在科学价值上，这几个被质疑的科学事件至多是在研究生教材上会提一提的细节课题，其结果也根本不会被国际同行教材所引用。在国际影响力上，它们也跟各国媒体竞相报导、全球人民急切等待里根总统和希拉克总统联合发布调查结果的期盼和好奇，不可同日而语。但令人振奋的是，我国的科学质疑走向正规化了。
在程序上，我国科学同行从向杂志主编写信，讨论原文章数据问题，提供自己的实验记录和动物记录，以数据和记录本身为焦点；在结果上，提出质疑者的数据按照各期刊条例得到公布。尤为关键的是，被质疑者是必须承担责任的，必须为自己发出和发表的数据承担责任，不负责任的质疑者也要付出学术声誉代价。
这一轮质疑的正规化，堪比我国基础科学界的文艺复兴。可以肯定的是，不到十年，友好的、礼貌的但是切中要害的针对数据的提问，将是我国科学界的常态。不论是质疑者还是被质疑者，都将为碰撞新的思维火花而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