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所那年，领导说，搞科研，一要耐得住寂寞；二要耐得住清贫。这好像是说，从事科研工作首先是个道德选择，要把人的天然欲望都转化且仅转化为对科学问题的征服欲，不然红尘滚滚、功名利禄，等于自己找不痛快。他说完这话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北京的房价就狂飙了起来，让我们心情沉重地看到，就算连着干完下届五年计划，也买不上房，评不上研究员——好像就是在考验我们，对领导的话到底听进去了没有。
谈及科学家的劳动力价格，话题比较敏感，搞得不好会有辱斯文，我有心委婉一点，打个比方。想来想去，想到个比较不伤体面的例子，就是生猪的猪肉价格。猪肉价格起起落落，波动得很厉害。经过了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大家对所谓“猪肉周期律”都有一定的体会。生猪生产具有周期长、中途难改变的特点，加之中国养殖户的标准化、规模化程度低，散养户缺乏准确的市场信息和预测能力，只能以当年的市场价格作为未来的收益预期。
随生猪价格的涨跌，或扩张生产，或恐慌性退出，生产计划赶不上变化，产量赶不上市场节奏，最后大家只好碰运气，赚一年，亏一年——其实就这么搞，赚了钱也不会高兴，因为完全不知道后面要怎么办：是接着干，还是收了摊去干点别的。
科研人才的培养与生猪生产有异曲同工之妙——生产周期又长，学到中间也不能跳，跳了的都血中带泪。市场需求变化没法预测，既难以评估成材率，更谈不到工业化量产。各种博士硕士点，类似于母猪存栏量；而所领导正是那位忧心忡忡的猪农，他不但希望我们能够赶上好时候顺利出栏，也希望我们万一碰上周期低迷，至少能存活下来，好好做点研究，有机会长成一只乌克兰大白猪——但这到底行不行得通，还要整个市场说了算。
中美养猪，哦不，做科研，现状相似。像中美这种体量的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科技竞争力，投入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字。红楼梦里凤姐对刘姥姥说，“大有大的难处”，诚哉其言。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统计数据，美国的科研投入在GDP中的占比从2009年起逐年下降，现在已经降到了2.7%左右。
虽然总量来说还是全球第一，但是美国科学家的数量也多，竞争残酷，科研项目的资助率每年都在刷出新低，科研职位和资金的争夺已经到了白热化、红急眼的程度。到了去年，由于特朗普政府的上台，科研预算巨减，大家一边拔着猪草，一边都在考虑自家栏里的母猪还要不要留着，还让不让下小崽了。
这事也不是什么新闻，象牙塔向来不是什么伊甸园，猪肉周期律一再显现。
新千年生命医学领域进展迅速，作为主要的医学与行为学研究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预算大增，2005年那一年的预算较之2000年左右的预算几乎翻了一番。可惜盛世如梦如幻，过后几乎又是断崖式地减少，到了去年又跌回了2000年左右的水平。2000年左右，30%的NIH项目申请可获通过；目前，仅不到17%的项目可获批准。
如此这般地折腾，大家可以想见，生命医学领域，特别是新生代研究人员的痛苦程度——竞争大、职位难找、工作强度大、工资低。当初大量的中国留学生，通过生物类专业进入这个领域，书生一无所恃，只有苦熬了八年到十年的一门手艺，等到PhD毕业发现学界没资金项目，要转行年纪又大，只有一届届地做博士后（即所谓千老）。研究经费的增长率远不及PhD和Post-PhD的增长率，再过些年，大部分人将处于想做千老而不得的地步。
华人留学生论坛上，如何由生物千老华丽转身码农是个常青话题。
NIH作为美国国会拨款单位，每年靠写报告向国会直接要钱，本来毫无压力。
这帮人养尊处优，写个报告都不用心，他们有个报告叫“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Energizing and Employing America for a Brighter Economic Future”，跟国会说美国预备的科技人材储备有危机，得投钱，不管多少美国得认，翻来覆去就是三层意思：全美K-12（就是小学生）在国际数学-科学竞赛中表现糟糕；美国自己能提供的科学和工程人才很快就不敷使用；各国科技研发投入的竞赛中，美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科技领先地位。
在议员们看来，这三条都不成立：中小学生想要在数学竞赛中成绩优异，就得像毛坦厂和衡水中学那么教，你得练，但是练出了很多高分又没有合适的工作给他们，也是白搭；美国人自己不爱学科学和工程，这不还有全球的人才储备池在那里可以想抽多少抽多少么；至于说到失去了“原有的”科技领先地位，也要看怎么说，老是缅怀二战刚结束、阿波罗刚上天时美国那种傲视群雄、独步天下的劲头，也不过就是空想而已，那时候欧洲远东都打烂了，可不是美国一枝独秀么。
现在还要追忆帝国的辉煌，只能是给自己找别扭。
科学研究需要国家的扶持，但这种扶持又具有风向标效应：不但要考虑资源配置的效率，也要考虑长期的可持续性。过多的人材追逐有限的预算资源，逐水草而居，随风向而动，大家都要争取活到明天，就会使得学术竞争越来越短视，进而整个学科的未来发展：某个方向一有预算注入就繁荣热闹，大量的新人入坑，对未来形成更大的经费压力；预算一旦保证不了，年轻人就得被迫最先离开。
其实，年轻人才是更加值得投资的标的物——未来的顶级人才要从他们中间产生。
想减少依赖症，美国提出哪些办法？有的议员说，要加强应届毕业生的职业培训，提高就业意识。这跟中国的“先就业、后择业”也差不多，让工业界吸走部分的就业压力。
或者，让有固定职位的教授和研究员多干活，特别是实际的研究工作，而不是整天开会，找经费，找完经费雇几个学生来做实际的研究工作，然后为了支撑实验室的运转，自己又要去找更多的经费，结果预算一减少，大家全没辙。还有一招是比较委琐的，就是关闭国际学生的签证申请和奖学金发放，把有限的工作留给美国人自己，而不是最能胜任的人。这一点太倒退了，跟战国时期秦王嬴政的逐客令一个层次。
要是真这么干，我都不用多花费唇舌，把李斯的《谏逐客书》翻译出来贴上网就行。
科学家是否供应过量了？从某种方面来说也许是的。在我所居住的这类美国大学城里，往往有些刻板笑话：比如4个人去店里喝咖啡，问这一桌一共有几个博士学位，答案是7个——4个人每人一个，店里给你送咖啡过来的那位有3个。
但这毕竟还是一种个人选择，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博士只不过意味着你花了一生中的某段时间，受了一些训练，作过一些思考，如此而已。但是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不细致的预算投放、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动荡的职业前景，则有更加深远、也许是难以弥补的长期负面影响。
在美国，除了政府，企业其实上是科研开发经费的来源大头。比如2014年，全部科研经费近4777亿，企业就投了3186亿，而联邦政府才投了1198亿。所以政府也一直在跟科学家说：你们啊，不要老把眼睛盯在政府的经费资助上了。大家心知肚明，在目前的形势下，光增加经费支持、提高资助率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美国科研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全社会合力才能扭转和改善的问题，也许还会涉及到其它国家。
再说回中国，我博士毕业那阵，国家普遍加大了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支持力度，让刚毕业的博士也能得到国家基金资助，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现在中国国力大幅增强，各种的不差钱；国民对于大力科学发展的心态又向来是开放积极的。这使得我们不能不感到，中国必将在国际学术界据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然而，考虑到科研人才的猪肉周期律，又有美国的经验教训在前，相较于一味扩大研究规模、强调发展速度等等，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管理者应该共同珍惜当前的大好局面，用好手中的钱，为自己，也为后来者，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保有活力的科研生态圈。
中国的崛起无可阻挡，与年轻中国学生的接触中，我觉得他们又聪明又可爱，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资产。只是在此之前，千万不要把他们变成了吉凶未卜、前途莫测的小猪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