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草（Lithospermum erythrorhizon）是种很不起眼的植物，在乡间田野或是草丛路边总能见到，不过认识它的人并不多。紫草和很多杂草相仿，花小而寡淡，长着粗硬的毛，拔起来的时候还带着难闻的气味。在农田和花园里，紫草是清除的对象，尤其是湿润的地方，它们长得格外高大，惹人烦厌。
然而在如今流行的所谓“天然”风潮中，紫草的评价却像是换了种植物一样，备受欢迎。不论是在“手工皂”里还是标榜“天然成分”的化妆品中，淡淡的紫灰色加上一些标称的“保健作用”，让不少人趋之若鹜。单“紫草”这个名字，就已经让很多人产生一种清爽的感觉了。
这种割裂的感觉，让人很难不去联想中国古人对于紫色衣物的评价：一方面是《韩非子》中记述的“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的盛况，一方面却又是《论语》中，诸如“红紫不以为亵服”、“恶紫夺朱”的评论。这样的联想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不仅中国古代紫色衣物是由紫草染成的，“紫”字本身也源自紫草。古人很早就认识紫草这种植物，《尔雅》中称其为“藐”，亦称“茈草”。
“紫”者借“茈”，两个字本意相同，后来“紫”字专指颜色，意为紫草染丝的颜色，再后来，“茈草”也变成了“紫草”。
紫草的根富含紫草醌以及其衍生物，这些物质通过媒染的方式可以固着在织物上，呈现出极为艳丽的紫色。紫草染制比较复杂，织物需要先通过山茶灰或者明矾等媒染，然后放到染液中浸染，反复多次，紫色才能最终固着，不那么容易脱色褪色了。不止染制过程复杂，还有很多因素限制了这种紫色染料的运用。
紫草根能够产出的紫染料剂量非常低；用它制成的染液又怕高温，只有在冬日温度低的时候，才能将织物染得均匀亮丽；此外，紫草染还非常挑材质，丝绸染出的颜色最为鲜亮，而棉麻染出来之后则暗淡无光。因而，紫色织物的价格自然居高不下。
传说在当年的齐国，一匹紫色丝绸的价格超过了五匹素绢。国人耗费大量的财力添购紫衣，这让齐桓公很头疼，于是便向管仲求解。
管仲提议桓公不要再穿紫，桓公应允，以讨厌紫衣的臭味为由拒绝左右进献的紫衣。这其实十分合理，紫草染制的衣物不可避免的会沾染紫草特殊的臭味。“恶紫夺朱”这样的指控，是基于古代礼制之上作出的。《礼记》有云：“衣正色，裳间色”，意思是外衣要穿正色，而下衣穿间色。
彼时，青、赤、黄、白、黑五色被定为“正色”，纯粹的颜色；而绀（青紫）、红（浅红）、缥（淡青）、紫、流黄（褐黄）这五种颜色被认定为“间色”，意即不纯的颜色。
紫色虽然为间色，但因为紫草染价值高而成为达官贵人竞相追逐的目标。不止齐桓公喜欢紫色，汉代，紫色依然是地位尊贵的人喜欢的服饰颜色之一，而在唐代，紫色与红色并驾齐驱，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两种颜色之一。
有违礼数，本应低人一等的紫色，反而替代大红色这样的正色，在精英阶层大行其道，这当然是“礼崩乐坏”，需要拉出来批判一番了。至于“红紫不以为亵服”，所表达的则是希望“位得其人，人尽其才”的意思。在先秦，较为纯正的红色和紫色都是非常难得的颜色，如果真的按照《礼记》要求，只把它们做成无法示人的内衣的话，那该是暴殄天物吧。
让我们把对紫草紫的主观评价暂时放在一边。
客观上来说，受欢迎、用量大，必然会给紫草带来不小的压力。从唐代开始，产自中原地区的紫草已经开始展露供不应求的迹象了。紫草资源的告急使得产自内蒙的小花紫草（L. officinale）、产自新疆的软紫草（Arnebia euchroma）、产自云南四川的滇紫草（Onosma paniculatum）都被当做“紫草”来使用。
根据其干燥根的软硬程度，紫草、小花紫草常被称作“硬紫草”，而软紫草的根较软则得名。四种紫草染色能力各有不同，其中软紫草染出的颜色最为浓艳，硬紫草相比次之。
如今化学染料发达的今天，紫草早已退出主流染料界，回归杂草的原本身份。因其强大的繁殖能力，小小的紫草也渐渐回到了我们的视野里。在被人类扰动之后退化的荒地里，最先生根发芽的是风传播的先锋草本，诸如菊科的蒿草和各种苋科植物。
先锋草本退化之后，各种依靠动物传播的小草本开始繁盛，紫草以及其所在的紫草科植物便是这一梯队的重要成员。耐寒的紫草，耐旱的斑种草、鹤虱，耐阴的附地菜，耐盐碱的砂引草都是土地逐渐恢复多样性的标志。当你在荒地里看到紫草或者其他紫草科植物的时候，这或许意味着，野生植物已经开始努力从人类手中一点点夺回原本属于它们的栖息地了。